我国从2005年股改正式启动至今,已有四分之三的股改限售股成功解禁而进入流通,随着全流通时代的开启,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行为模式也随之变化。股改后,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获利渠道变得更加多样而复杂化,由股改前单一从公司内部转移收益,转变为从外部获取资本利得与从内部转移收益两者问的权衡,若继续股改前单纯的“掏空”行为可能让大股东得不偿失,所以,大股东将综合运用“掏空”行为,“支撑”行为和二级市场的交易行为,并分为多个阶段进行,以期获得最大收益。本文在借鉴了前人有关“掏空”行为成本模型、最优减持模型和整体决策模型后,构建了适合本文控股股东行为决策的分析模型,通过特有的三阶段行为决策并进行逆向分析,得到有关控股股东“掏空”行为、减持行为和“支撑”行为的影响因素。针对我国沪深两市完成股改的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并剔除2005-2012年间被实施特殊处理的公司,得到了1109个样本,以控股股东减持比例和“支撑”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市净率、初始持股水平、控制权私有收益乘数等作为解释变量,行业属性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是否为国有背景性质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实证回归,得出,控股股东最优减持比例与上市公司市净率、减持前持股比例、外部法制环境和上市公司股改后所有者权益正相关,与上市公司控制人两权分离度、股权集中度和资产注入规模负相关。同时,控股股东最优“支撑”比例与公司注入资产获得的增持股份比例正相关,而其与市净率和股改后持股比例的关系,由于对市场强有效性的前提设置而无法得出确切的结果。最后结合全文的研究分析,在研究所得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公司治理,健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加强信息披露,建立有效的投资者法律保护体系；创新监管方式,规范大股东行为的各项引导和监管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