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自帝王之治形成,便显现出帝王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与规范作用,皇权的张驰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文学的个性和自由度。作为封建政治的核心力量,帝王将政治触角延伸到社会文化、文学特别是诗学领域中来进行各种形式的文化参与,文人不能不受其影响。当然,帝王对词体的“文事之举”强势影响到中国文人和作品的同时,他们自身的形象和心迹亦被文人词及民间词所关怀、所塑造,这些体现在帝王的诗词作品、其与文学相关的行为举措以及文人词对于帝王心与迹的理解和趋避描写中。首先应明确的是,帝王个人的喜好与对词的认知会影响到身边文人甚至整个词坛的发展走向。自唐至清,每朝的帝王对词体的兴趣各有不同,唐五代两宋君主对词体的重视和熟悉程度逐渐增加,从音乐到词体内容的拓展方面都有明显的发展,使词体发展趋于稳定。元代之后,虽有个别帝王善于填词,但在整体趋势上不再有大的发展,甚至因为政治因素而出现词体创作衰微时期,明清帝王大致将诗词之道视作游艺之举,认为虽要诗词传情言志,但应立足经学。其次,总体来说,历代帝王对词体进行文化参与的形式大致有四种。第一知音识曲的帝王常常与妃子、文臣、方外人士在宫廷宴集时进行唱和活动；第二有的帝王自度新曲、对词调进行修整和改定,与臣子讨论揣摩词艺等,客观上有利于词乐和词调的发展与完善；唐玄宗设立并亲自督导的梨园,促进了词体调式的正式确立。宋徽宗时的大晟乐府,聚集了一批词艺精湛的文人,增演新曲,丰富调式,使词体创作的规范更加严整精确,影响了当时和南宋词坛的审美标准和风格走向,并对此后出现的应制颂圣的台阁体词创作提供了摹本；对与词相关的文献进行有意识地整理与编辑主要在明清时期。除了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之类包融词类文献的综合性典籍之外,帝王敕编的专门文献则为《御选历代诗余》、《钦定词谱》等。这些敕编书籍保留了一部分珍贵的词学文献,在词学专门领域提供了较其他同类著作更为全面可靠的范式,展现了当时统治阶级及官方文人的词学观念及审美趣味,从中也可以看出出当时帝王意志与政治因素对文学领域的干预情况。唐代以来的帝王中,知音善曲者为数不少,有的还进行词体创作,但由于各种原因已经散佚,不见真貌。至今帝王有词留存者唐三人七首,五代六人五十三首,宋七人三十七首,金三人七首,明四人十二首,清三人二十一首,共二十六人一百三十七首,使用词牌六十一个。唐五代帝王词为帝王词的萌芽与兴盛阶段,多用短调,艺术手法相对简单。有些帝王经历乱世,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词,对后来的词体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宋代帝王词在艺术风貌方面向纵深发展,技巧更纯熟,措辞更精湛,章法更严整,整体面貌比较成熟；金国帝王词体现了女真文化与汉文化高度融合并逐渐汉化的过程,是帝王词发展过程中的新变阶段；明代帝王词内容变狭,词艺衰退；清代帝王词多咏景之作,用传统描述方法表达美景闲情,有佳作但无深意,是回光返照后的永久沉寂阶段。君权系统设定的礼制规范加强了社会等级的强调和被认定,士人的主体自觉意识出现伊始就打上了政治烙印,处于被动的地位。帝王主要通过科举纳文、奉歌应制和党祸文狱的渠道把文化纳入政治管辖的范围,以在思想上稳定知识分子阶层,稳固自身的政治统治。词体逐渐走向主流文坛的过程,也是逐渐向政治题材靠近的过程,是创作主体关注政治的迹象逐渐明显的过程。小道末技观和尊体观之争围绕着同一个话题,即是否将词纳入承载了忠爱传统的诗道中来。君王的价值观念会给士大夫意识形态带来较大影响,君王对词的个人态度亦会给词坛带来影响。文人因一首词上达天听而改变命运在词史上较常见,大致分为因词见赏、得官、复职、擢迁与因词遭遇疏贬这两种情况。这表明帝王是词体与政治结合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帝王对词体的不同感受有时会影响到词人的命运、心态与创作的情感倾向。从文人词的反应这一方面来看,首先,出于对皇权的敬畏与试图靠近,以顺应和夸饰的言辞赢得帝王的好感,改善自己的政治处境；创作环境主要是节令、宫廷游宴和皇家礼祀丧葬等大型场合；应制词的情感倾向主要是歌功颂德、粉饰升平,也有一部分词作带有谐谑和讽谏色彩,有的咏物写景之作不带应制习气,是应制词中的优秀之作；应制词的语言尚富尚雅,意象发展呈现由疏朗到繁密富丽的倾向,后者是主流；章法上主要靠赋体铺陈表现盛大雍容的场面和气势,曲终奏雅,类似汉代大赋的章法安排；艺术风格张扬喜庆,大部分词作格调尘俗,亦有清新灵动者,有些特定的题材如丧葬类则稍显清疏肃穆。其次,文人词呈现出的词人对帝王与朝廷的政治与心理距离有多种表现情况,功名仕进题材的词作呈现出文人向皇权政治积极靠拢的传统价值观,贬滴题材的词作呈现出文人对皇权政治爱怨交织与重新审视,隐逸与闲适题材的词作呈现出文人对皇权政治的逃避与疏离,包含帝王与宫苑意象的词作呈现的文人对帝王与政治的情感与判断,包括敬畏与崇赞万乘之尊的帝王,嘲讽庸君弊政,伤悼或感慨帝王与朝廷的命运或借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包括济世忧国、易代之际的遗民情结与抒发盛衰兴亡的历史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