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立帮助行为给予特殊考虑的原因在于:行为虽然在客观上对正犯起到帮助作用,但因行为关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的正常分工,如果不加区分的一律按照帮助犯来处理,则会因处罚范围过广而影响公民的行动自由与社会的进步发展。目前,我国立法对于中立帮助行为性质没有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认定标准不明、处罚力度过大等问题。故有必要对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判断及判断标准问题进行明确。正文内容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先对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学说进行梳理,中立帮助行为性质的判断经历了从全面处罚说到限制处罚说的转变,限制处罚说内部又可分为主观说、客观说和折衷说三种不同限制路径,通过对三种学说的分析得出折衷说更优的结论。折衷说不仅突破了主观说和客观说的局限性,同时也能弥补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中缺乏实质构成要件判断的缺陷。折衷说从主客观两方面对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进行判断的方式与刑事不法判断相契合。后续即采折衷说立场,遵循从不法到罪责的阶层判断顺序,以律师业务为例,对可能影响中立帮助行为性质的要素进行逐一分析;第二章是结合具体律师业务来探讨中立帮助行为的不法判断。在不法阶层中考察律师业务行为是否构成帮助犯时,需要从客观不法和主观不法两方面进行判断。在进行客观不法判断时,应当运用客观归责理论,只有行为创设并实现了禁止风险,才值得刑法关注和规制。对于禁止风险标准的认定,需要对冲突利益进行对比得出优越利益,行为对优越利益造成的“显著与不正当的风险”就是法律禁止的风险。在进行主观不法判断时,需要考虑行为人的认知和意欲两个方面。其中特别认知作为主观要素,不仅会影响主观故意的判断,还会通过影响判断事实范围的筛选来影响禁止风险的判断,故在对行为进行禁止风险判断前,应先考察律师从事执业活动时有无特别认知。在本章结尾,结合律师业务,对不法成立与否提出五个具体的判断步骤;第三章是结合具体律师业务来探讨中立帮助行为的责任判断。在肯定律师业务行为具备刑事不法后,需要在责任阶层考察行为人是否是可谴责的。该章首先从违法性认识入手进行讨论,缺乏现实的违法性认识不是谴责的依据,缺乏违法认识可能性才是责任阻却事由。违法性认识与故意不能等同,故意是责任评价的对象,而违法性认识是责任评价的依据。违法性认识具体内容是指刑法禁止性。在行为人对刑法禁止性发生错误认识时,需要判断这种错误认识是否是不可避免的,当行为人穷尽自己的能力仍然得出错误认识时,不应对其进行谴责。该章其次讨论了期待可能性的问题。期待可能性指的是在面临困难情况下的适法行为可能性。期待可能性在我国属于超法规的免责事由,在使用时应当慎之又慎。在大多数律师业务中,不存在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适用空间。但不排除在极少数个案中,运用期待可能性这一责任阻却事由做出罪处理。在本章结尾,结合律师业务,对责任成立与否提出三个具体的判断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