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以来,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城乡居民的储蓄率不断上升,伴之而生的是中国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持续下降,这种状况不但影响着我国整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且有越来越严重之势。转轨时期中国城乡居民为什么要进行储蓄?为什么要不断提高储蓄?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但事实上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经济实践都需要我们继续对其展开研究。借鉴西方的预防性储蓄理论,本文对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城乡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进行了定量研究,借此本文试图对上述两个问题作出回答。由于西方的经济理论脱胎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偏重于解释规范市场中的问题,而中国由计划向市场的大规模制度转型在历史上尚属首次,中国的诸多经济问题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本文遵循了这样的研究路线：①认识西方预防性储蓄理论的边界条件和适用范围；②分析经济转轨时期中国的经济现实对西方预防性储蓄理论假设条件的突破或违背；③根据中国实际构建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理论和分析框架；④选取数据进行实证检验；⑤总结结论,提出建议。全文的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是导论。该部分论述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说明了国内外预防性储蓄的研究现状,总结了本文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的基本方法,并交待了全文的主要内容和创新之处。第二章是西方预防性储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综述。这一章对西方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发展过程、基本内容、主要成果和理论实质进行了详细介绍,并总结了西方文献对预防性储蓄进行定量研究的四种方法,比较了它们的优劣,为接下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三章检验西方预防性储蓄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本章首先详细研究了西方预防性储蓄理论的显性和隐性假设条件,然后检验中国的经济现实是否突破或偏离了这些假定。研究发现：西方经典的预防性储蓄理论都是在跨期最优的分析框架下展开的,其基本假定有：消费者是前瞻性的,他对未来进行理性预期,并只从现在和未来的消费中获取效用。他的未来收入是不确定的,他追求一生的效用最大化,并据此对当前消费进行选择。除了这些显性假设,西方经典的预防性储蓄理论还包含两项隐性假设,即制度确定性假设和价格确定性假设。这些显性假设和隐性假设共同构成了西方预防性储蓄理论的边界。事实证明,经济转轨时期中国的经济现实已经突破了西方预防性储蓄理论的边界,主要包括：①过去的消费对中国城乡居民的效用水平存在着显著影响；②转轨时期,中国城乡居民面对着制度的不确定性；③价格确定性假设不再成立等。这三方面内容意味着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的内在特征和外在环境都比西方预防性储蓄理论更复杂,我们需要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理论。第四章建立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这一章首先分析了上述三方面假设的突破使得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与西方标准跨期最优模型下的消费／储蓄行为相比较发生的巨大变化,主要包括：①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城乡居民不仅是一个预防性储蓄者,还是一个习惯形成者。与西方标准模型中预防性储蓄者的效用函数不同,他的效用函数是跨期不可分的。相较于单纯的预防性储蓄者他更不喜欢消费的波动,行为更谨慎。②制度的不确定性使中国城乡居民主观感受到的不确定性远远超过了客观上存在的不确定性,使他们的行为过度谨慎。制度的不确定性产生了预防性储蓄效应。③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城乡居民所面临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支出具有刚性支出的特征,它们价格的不断上涨产生了两种效应：增量效应和存量效应。其中增量效应是由于教育、医疗、住房等支出是刚性的,不可削减,所以它们价格的不断上涨等同于居民不断地收到收入拟减的警告,相当于一种类收入不确定效应,将会使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本文把这种效应称为刚性支出价格上涨的增量效应；存量效应则是由于随着教育、医疗、住房价格的不断上涨,这三种刚性支出的总额也在不断上升,如果居民预期到未来某一期在这些项目中存在一次性的大额支出,由于不可削减,家庭将会把这种一次性的大额预期支出提前摊派到各期,即以其为目标提前进行储蓄,本文把这种效应称为刚性支出价格上涨的存量效应。这时,与西方经典跨期最优模型不同的是：中国居民不仅跨期配置资源,而且跨期配置支出。增量效应和存量效应在西方标准的预防性储蓄模型中是不存在的,但在中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外刚性支出价格上涨的存量效应也使流动性约束的作用发生了改变,当未来收入部分确定时,居民所受到的流动性约束的程度将与其每一期的储蓄额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结果,本文将习惯和制度不确定引入了常相对风险规避效用函数(CRRA),构建了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城乡居民的效用函数,接着在考虑了转轨时期刚性支出价格上涨的增量效应和存量效应后,本文又全新构建了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城乡居民的预算约束条件,最后形成了跨期最优框架下的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理论模型。遗憾的是,在建立了我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理论模型之后,由于现有的数学技术无法求得模型的解,我们无法获得可用于实证检验的中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方程,所以本文又在上述理论模型基础上,结合Carroll的缓冲存货理论方程建立了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的分析框架。在这个分析框架中,财富收入比作为被解释变量,收入不确定、流动性约束、制度不确定、习惯形成、教育、医疗和住房等三种刚性支出的价格上涨共7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被引入模型。这个框架隐含着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的变动机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①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城乡居民存在着预防性储蓄目标,这个目标不仅源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而且还受到了习惯形成、流动性约束、制度不确定、教育和医疗以及住房等刚性支出价格不断上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城乡居民的储蓄目标远远超过了西方经典模型所能解释的目标值,同时也构成了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城乡居民进行高储蓄的内在动因；②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城乡居民的预防性储蓄目标在不断提高,中国城乡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是围绕着不断提高的储蓄目标,在Carroll式的谨慎和不耐心的相互替代中不断地进行着动态调整。本文认为正是这种动态调整机制造成了中国城乡居民储蓄率的持续上升。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实证研究部分,二者采用第四章建立的分析框架分别对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五章包括了中国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的静态因素分析、中国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的动态调整机制检验以及中国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等级预防性储蓄行为的实证研究三部分内容。第六章则包括了中国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的静态因素分析和中国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的动态调整机制检验两部分内容。中国城镇居民和中国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静态因素的实证分析都采用了Panel Data横截面固定效应模型,并经过了Panel Data单位根检验、总体估计、分段估计、稳健性检验以及预防性储蓄重要性估计等分析步骤。稳健性检验都是通过引入经济增长率和人口红利两个控制变量来观察模型的稳健性。预防性储蓄重要性的估计则借鉴了Carroll(1998)的思想,基本思路是：根据各个时段已经建立的模型,假设其它因素保持不变,而使其中某一个因素水平上升或下降一定比例,譬如10%,通过计算居民储蓄存款由此的变动情况大略窥探中国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的重要性,二者都分别估算了在不同时段各因素水平分别下降或上升10%、20%和30%以及各种因素统一变动10%、20%和30%时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变动情况。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动态调整机制的实证检验在第五章进一步推导出的一个动态调整理论模型基础上进行。该模型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分成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居民围绕t-1期的预防性财富目标Wt-1*所做的Carroll式的短期动态调整,第二部分则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变化而使t期产生新的财富目标Wt*,居民围绕新旧财富目标的差额所进行的长期动态调整。结合本文第四章的分析框架,上述理论模型最后转化成了一个可估模型,根据这一模型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建立了一个动态线性Panel Data模型,对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的短期动态调整、长期动态调整以及调整速度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中国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等级预防性储蓄行为的实证研究在一个总容量为2983的面板数据样本上进行。文章对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城镇居民低、中、高三个收入等级的预防性储蓄行为分别进行了研究。由于数据所限,本文主要研究了收入不确定、习惯形成以及教育、医疗这两项刚性支出品价格的上涨对不同收入等级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影响,而制度不确定、流动性约束以及各地区住房价格上涨三因素由于无法找到相应的代理变量所以暂未作考虑,同时模型又增加了“攀比效应”和”收入差距”两个控制变量。第五章和第六章共估计了34个计量模型,获得了丰富的估计结果,整体上验证了第四章的理论观点。主要结论为：①预防性储蓄是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城乡居民高储蓄的主要原因。②收入不确定、流动性约束、制度不确定性、习惯形成、教育和医疗以及住房等刚性支出品价格的不断上涨是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城镇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原因；而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农村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原因则主要源于收入不确定、习惯形成以及教育和医疗价格的不断上涨。制度不确定和住房价格虽然对农村居民储蓄造成了正向影响,但是二者在统计上不显著。由于资料有限,关于流动性约束对转轨时期中国农村居民储蓄的影响,本文未获得有效结论,只能待日后再做改进。③经济转轨时期,收入不确定、流动性约束、习惯形成等七种因素对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变化,一方面是这些因素的显著性随时间发生着变化,另一方面是其系数估计值的大小及其排列次序也随时间发生着转变。④预防性储蓄重要性的估计显示,中国城乡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是重要的,但近年来中国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增速在减缓,而中国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增速在上升。⑤中国城乡居民的确都存在着显著的Carroll式的由于谨慎和不耐心的相互替代而围绕t-1期的预防性财富目标Wt-1而进行的短期动态调整行为,也存在着显著的为实现t期新的财富目标Wt*而进行的长期动态调整行为,其中中国城镇居民的调整速度为0.59,中国农村居民的调整速度为0.55,二者的调整速度都很快。这种动态调整机制造成了经济转轨时期中国城乡居民储蓄率的持续上升。⑥中国城镇居民低、中、高三个收入等级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存在着差别,其中中等收入等级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最重要,而高收入等级在2002年之后基本上不存在预防性储蓄行为。分时段的估计结果则显示：在1995年之前,各因素对三个收入等级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的影响基本上都不显著,1995年-2001年,教育和医疗价格上涨对三等级的预防性储蓄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2002年之后,教育和医疗价格上涨以及消费习惯对中收入等级和低收入等级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第七章总结全文结论,然后简要分析了各种预防性储蓄影响因素背后的深层原因,并特别指出城乡居民教育和医疗价格不断上涨以及城镇居民住房价格持续上涨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产品的供求失衡,而价格弹性低、支出刚性和供给约束是其供求失衡的根源,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