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不容忽视,粗放型发展模式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出台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政策。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的发展和生活方式,进行技术创新也成为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因此企业纷纷开展绿色以及高质量的技术创新,转变生产方式,实现绿色健康发展。对于环境规制政策,有研究表明严格的环境规制必然会挤出企业的生产性投资,减少企业研发资金的投入,同时也会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从而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但也有研究表明,环境规制能够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进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为企业带来的“创新补偿”效应将会弥补环境规制的成本,使其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但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情况和产业结构情况各不相同,环境规制对各地区产业的规制效果各不相同。本文首先运用2007-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门槛模型,分别以企业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进一步,本文利用2007-2017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系统GMM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验证了直接管制型、经济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等规制工具对我国各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和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质量之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企业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的促进技术创新质量的发展,中西部地区作用不显著,当跨越门槛值后,均可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的发展,并且东部地区促进效果增强。第二,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质量之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相应门槛值时,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中西部作用不显著,达到门槛值后,各地区对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效果均显著,但东部地区促进作用稍有减弱;企业规模会间接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第三,针对不同地区,各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对东部地区而言,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双门槛效应,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当期和各滞后期的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中部地区而言,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单门槛效应,经济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对西部地区而言,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双门槛效应,经济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