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整体上介绍了广州地区方志发展的历史脉络,列举了最具代表性的方志,突出了明清五部广州府志的总体特征。同时,对明清广州府志的编纂组织、经费保障等情况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明代以前以东汉杨孚所作《异物志》,三国时期万震所撰《南州异物志》为代表的以广州为记述重点的史志著作,是明清广州府志的最早源头。唐代以前,有关广州的方志数量相对较少,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当时广州的开发情况及文明开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现实相一致的。宋代以后,随着广州地区的开发,文化渐趋繁盛,方志作品也日渐增多。因此,明清广州府志在史料来源及体例结构上受宋元时期方志的影响很大。现存明清时期的五部广州府志,即(成化)《广州志》、(嘉靖)《广州志》、《新修广州府志》、(乾隆)《广州府志》、(光绪)《广州府志》,基本上均属于官修范畴。其主要成书模式大体为地方官员发起设立志局,聘请专人进行方志纂修。具体修纂过程则分工负责,官方负责经费的筹措与材料的搜集,以及志局的日常运作。经费来源以官方拨款为主,同时也有民间捐纳,但是民间捐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则有一些强制色彩,以上趋势从明至清可以说是渐趋明显。本文认为,外番记载是五部广州府志最具特色的部分,对外番的强调,凸显了广州作为明清时期国家通商口岸城市的独特地位。本文另从科举人才的分布；官僚仕宦群体的人员构成、任期；外番情况入手对明清时期广州人文地理相关问题作了分析。本文认为,广州人才分布主要呈现出东多西少、中心多边缘少的特征。管内南海、番禺等地区政治中心地带同时也是人才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清远、新安等位置相对边缘地区则人才数量亦较少。至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地缘因素有关,同时与政治环境变迁；地方办学条件好坏以及当地人文性格不无关系。就主要仕宦群体而言,明清时期广州外地流官数量明显多于本地土著官员,而官员籍贯主要分布于江浙、直隶、山东、河南等文化相对发达地区,西北、东北、华南等地则分布较少。与明代相比,清代广州官场出现部分旗籍官员,但是数量不多。同时广州地方官员多为科举出身,任期不一,能够任满离职者比例不大。本文认为明清广州府志就内容本身而言既有不少相似之处,也有很多不同的呈现,就相似性而言,两代志书均重视外番、经济以及本土人物的记载,均出于正风俗、存信史的目的修成,史料来源上均以正史广州部分记载为主,辅之以乡土志、专志、通志、文集、笔记以及其它一些地理类著作。另外,两代志书就内容而言均具广泛性、真实性、资料性、地方性等特征。不同之处则在于明志体例较清志简单。清志所涉内容也远比明志丰富。明代两志虽为官修,但清志组织更为严密,官方色彩更浓。除以上种种,两代志书在修志主导思想、文字叙述、语言运用、材料采辑方式等多个方面也均有不同。本文还认为明清广州府志的编纂,从总体上呈现出以下特点,即：从明及清政府对地方志纂修的控制日渐加强；在国家统一要求之下地方官在府志编修中起着主导作用；官修绅纂成为广州府志主流的修成模式且方志编修体例渐趋定型；几部广州府志成书时间相对较长；广州府志在叙述上内外并重；明清广州府志多因袭而少创新。然无论如何明清广州府志的纂修,仍掀起了当时广东地区修志的热潮,同时助推了岭南地区的文人修志活动,总之,几部广州府志均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和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