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寓言,是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刊登在《中国文学》英文版(1951-1966)的中国古代寓言,是新中国第一次面向外国读者译介的寓言作品,是外国读者了解中国古典文化瑰宝的重要窗口。然而,学界关于古代寓言英译的研究尚不多见,且多以微观语言层面为重点;更鲜有将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与寓言翻译作品结合起来的研究。通过分析“十七年”间寓言英译作品受三因素操纵的种种表现,系统分析社会文化因素对中国古代寓言英译的影响,拓展和深化“十七年”时期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研究。本文认为,这一时期译者(杨宪益和戴乃迭)所处时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操纵着寓言英译的全过程。具体表现在:(1)意识形态操纵:在选材上,选取具有反抗精神和斗争性的作品进行译介。在翻译中,首先,建国初我国外宣翻译处于“我要翻译”的主动译介状态,在地名音译上秉承“以我为主”、“名从主人”的原则,采用威妥玛式拼音法,有利于扩大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维护国家主权。其次,删减或改写了有损国家形象的内容,如涉及到战争的、带有封建神话色彩的、残忍血腥的内容,规避了负面影响,营造了良好的国际形象。第三,先秦寓言中蕴含的“儒”、“道”、“墨”哲学思想具有深邃的内涵,译者为反映原作精神实质,针对不同的情况,灵活运用了空缺和代换处理。(2)诗学操纵:“十七年”寓言英译既受到来自源语国家“信、达、雅”翻译观的“忠实”操纵,又受到符合目标语国家读者期待的“改写”操纵。在当时政治氛围浓厚的时代环境下,译者采用了直译、生肖纪年的陌生化、测量单位的异化、方位词和数词的明晰化等策略来忠实传达原文,彰显独具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同时,为使西方读者产生文化共鸣、进行有效联想,译者在文化负载词、句子、语篇、修辞等层面进行了改写。将服饰类和封建官爵类词汇进行了符合西方社会的“归化”改写,对句子进行复述、增益、概略化、意译的改写,对语篇进行了省略复杂的历史故事背景、选用删节版、去除特殊文学形式标记等手段的改写,对诸如对偶、排比、顶针、反问、形貌修辞等修辞手法进行了尽可能保留原汁原味、又有所变通、易于被读者接受的改写。(3)赞助人操纵:《中国文学》处于国家机构赞助下,赞助人通过编辑方针制约中文编辑、通过翻译方针制约译者,寓言翻译活动必须体现赞助人的意志。由此,本文认为,《中国文学》(1951-1966)中国古代寓言英译是当时源语社会环境和目标语社会期待相结合的产物,译者用谨慎的态度传达了原作意义,同时注重保留原文的艺术特色,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