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转向”1是20世纪发生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它是西方哲学从自身的古代本体论传统、近代的认识论传统转向到现代的语言本体论。其主流分支大致有三，分别是：分析哲学、现象学-解释学和现代语言学。在不约而同之下，它们共同走向了语言的现代转向，开启了人类向语言“巴别塔”的艰深努力。
　　作为现象学-解释学一支的集大成者海德格尔（以下简称海氏），尽管其一生始终走在探寻存在问题的路途之中，但“语言与存在”却是他思想的主题之一，这是他前后期思想一以贯之的引线。海氏通过存在论差异，彻底区分了存在者和存在。海氏的独特之处在于：与以往的哲学家侧重于追索“有”、“显”的存在者相比，他走向了一条迥异的道路，他偏向于求索“隐”“无”的存在。无论是前期的实存论语言观，还是后期的一系列非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语言探索，海氏都是在“隐”“无”的语言极限处思索存在。
　　本论文正是试图在存在论差异所揭示出“存在”的“显-隐”二重性视角下，尤其侧重于“隐”、“无”的视角来考察海氏的语言思想，并以此为基点来进入他对于语言揭示的可说与不可说的二重界面。分别通过“存在论差异”、存在之“无”如风、实存论语言观、语言与存在、语言的本质、大道之道说、诗与思等几个方面来强调其对不可言说的语言所进行的言说，突出海氏的语言之思所达到的语言极限处。
　　具体说来，在海氏思想之中，存在论差异应该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存在之真，二是存在本身。前期海氏偏重于存在之真的维度，从此在的生存论境遇出发，尤其是“畏”所启示下的生存“情绪”——“无”，借此超越西方形而上学，从而直达语言的不可言说的极限。但其前期的生存论语言观，有跌入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危险，这样就与所他批判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相悖。因为，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语言观仍然是一种对象化的语言观，他所求索的仍然为存在者而非存在本身。尽管如此，本论文仍然指出海氏前期语言之思的深刻性以及对当下所富有的警醒与启示意义。后期海氏将存在论差异的两个维度统一为一个问题，即存在如何显现自身。海氏从非对象化的语言观发力，揭示出“语言是存在的家”这一主题；并通过诗与思之间的对话，力图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桎梏。但笔者隐约觉得，他的探索又可能从一个极端复归于另一个极端，即可能重新滑落到神秘主义的圈套——人受制于本有。这样，人的自我价值与自由仍然无法得以彰显。因而，人又有可能匍匐在另一个神秘的“上帝”脚下。由此，本论文认为，海氏前后期语言之思对于人类语言、思维、存在之间的弥合与超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海氏前后期语言观在“此在说”与“语言说”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矛盾与裂痕，正是我们人的悖论性命运的体现。海氏自身当然对此有清晰的认识，他说自己的探索并非是一个终结，而是林中空地。从这一角度来看，寻找一个终极的答案，本身就已经陷入到形而上学的旋涡之中。因此，答案或许根本没有终点，结论也并无意义，唯一可行的便是思之可能性。正如海氏为自己一生的探索所下的定语：“道路，而非著作”。对于语言与人之间关系的探索也应作如是观，我们一直走在路途与迷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