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主要指的是对侦查机关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判断案件事实的根据,该规则在世界各国已经普遍的确立。随着国际化进程,中国已经加入了很多国际公约,法治也开始蓬勃发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法治国家的产物也被中国司法所吸收。2010年三部两高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立法实践上实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突破。规定已经出台,但实施起来却遭遇了重重障碍。笔者作为检察机关的一位实务工作者,将从检察机关的角度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现实困难,并提出一些可以借鉴的解决方案。本文主要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自己的制度价值,包括安全、自由、人权保障和公正等,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历史发展中也遭受了很多质疑,这些质疑可能是该规则实施遇到困难的重要原因。第二部分是我国的检察机关与非法证据排除。本部分首先介绍了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并对两个证据规定作出了一些简要评析。随后介绍了我国检察机关不同于西方世界检察机关的性质,我国检察权的性质主要是法律监督权,笔者从检察机关的具体业务职能出发证明其法律监督的性质。然后从这一特性出发确认了检察机关应该是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随后又分析了我国检察机关作为非法证据排除主体可以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保证审判公正的优点。第三部分介绍的是我国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实体性障碍。本部分从两方面展开,一是检察机关如何确定非法证据,二是检察机关在排除非法证据时遇到的外部和内部的干扰。笔者认为可以引入类型化强度理论来确定对非法证据的审查强度,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实现检察机关的独立、完善检察官考核制度来促使检察机关敢于排除非法证据。最后,本部分还从检察机关的业务实践出发,讨论了在自侦案件中应该如何避免非法取证的问题。第四部分介绍的是我国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性障碍。两个规定虽然将检察机关确定为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但没有具体的程序设计。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法院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来构建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并设计了具体的制度。这些程序包括启动及初步审查程序、听证程序和其他配套制度的设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遭受的障碍大多是由于我国的整个体制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虽然本文建议颇多,实施起来难免困难,需要全体法律人甚至全体公民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