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放经济背景下，凭借劳动力成本和市场容量等禀赋优势，我国的对外贸易经历了持续的扩张，如催化剂般刺激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然而，隐藏在良好数据背后的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数量扩张型的浅层次对外贸易模式已不能适应我国的发展战略。最近相关研究指出出口贸易矩阵中存在大量“零点”(Zero Point)的事实，认为出口增长不仅仅是旧产品的出口即出口深化(Intensive Margin)，还包括产品在种类范围的扩展即出口广化(ExtensiveMargin)，而且后者可以弥补前者带来的逆向效应。对此问题，国内鲜有研究以零贸易点为切入点全面界定我国的出口结构，进而探索我国出口结构优化的动因及路径选择。　　 本文基于出口深化和出口广化的视角，首先从产品和地理两个维度对出口结构进行二级分解及重新界定，并以之分析我国出口结构中的零点演变趋势和出口增长的二级结构来源，进一步将出口深化和出口广化嵌入经典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分析中，构建了一个把出口深化、出口广化与出口结构优化联系起来的新分析框架；其次，从外部环境因素和产品内部特征出发，基于出口二级结构的界定，建立了一个可以分析出口结构优化的主要因素的决定模型，并在实证上对我国出口二级结构各个层级的因素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比较，先基于出口深化和出口广化研究出口结构的优化问题，再基于出口广化中的地理广化和产品广化研究出口结构的再优化问题；再次探讨了出口结构优化的两条可选择路径：增进式和抵补式，并对我国产业层面的适用性作补充性的检验，最终判断我国出口结构优化的路径。主要研究结论为：　　 1、揭示了我国出口二级结构的典型性特征是：广化不如深化、产品广化不如地理广化，但出口广化对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逐年提高，出口广化中产品广化的单位种类出口额较大。论文第3章同时从产品和地理维度对出口结构进行二级分解，以零点为切入点，提出了一套可以仔细判别新旧目标国和新旧产品的界定方法，进而可以找到出口增长的各个结构来源，并挖掘隐藏在出口增长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该方法补充了从国家层面定义出口广化的传统方法的不足，也为结合异质企业动态产业模型，准确理解出口深化、出口广化与出口结构优化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　　 2、外部代表性因素中的南北属性对出口深化和出口广化的影响显著一致；内部特征变量(产品价格和中间产品贸易)均对出口深化具有显著负效应，对出口广化具有显著正效应。论文第4章基于出口深化和出口广化的实证比较研究出口结构的优化，重点考察南北属性、产品价格和中间产品贸易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不管是从单纯量的扩张上，还是从长期性上考虑出口多样化的发展，我国都可以从标准引力模型的两个默认因素效果出发，促进对市场规模较大、地理距离较近国家的出口；随着多样化出口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今后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内容还应特别涉及出口产品的种类扩展，推动出口广化；出口广化可以弥补出口深化带来的贸易条件恶化，这为促进高额附加值新产品的出口开发提供了新依据；相比对出口深化的排斥性，中间产品的贸易有利于出口广化，我国可以在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同时实现在产品价值链上的攀升。　　 3、各个外部因素对出口广化不同模式的影响方向基本保持一致，而内部特征变量对产品广化的效应并没有因为经济冲击而变得更坏，对地理广化的效应却因为经济波动的交互影响而变差。论文第5章基于出口广化的内部结构即地理广化和产品广化的实证比较研究出口结构的再优化，主要考察经济波动、产品价格和中间产品贸易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在当今不确定性因素繁多的背景下，我国应该以产品广化为主；受高附加值产品广化的带动，出口广化具有一种向高层次逐步升级的内在优势；中间产品贸易促进新产品出口的同时未能提升地理维度上的出口扩张，我国应更多地促进对高质量新中间品产品的出口。　　 4、我国出口结构优化的基本路径是：抵补式优化路径，即以增加的出口广化份额来弥补失去的出口深化份额，从而在结构上推动了出口的优化。论文第6章就出口深化和出口广化的比较视角，探索适合我国出口结构优化的基本路径，并针对可变贸易成本动态维度的变动，对我国产业层面的适用性作补充性的检验。研究表明，相比可变贸易成本削减对劳动密集型代表性产业(纺织业)出口结构优化的无效性，关税率的下降带动了资本技术密集型代表性产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出口结构的优化，这对本文尝试提出的更符合我国的出口结构优化的抵补式路径作出了验证，结果支持了理论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