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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既往研究表明药物洗脱支架（Drug eluting-stent, DES）表面持续残留的不可降解载药涂层材料被认为可能是导致局部血管壁炎症反应、高度敏感性、内皮化延迟或不完全以及诱发支架内血栓的主要原因之一。生物降解载药涂层雷帕霉素洗脱支架（Biodegradable polymer-coated sirolimus-eluting stent, BSES）表面的生物可降解载药涂层随着时间推移被逐渐生物降解,理论上具有减轻血管壁毒性反应,促进内膜修复过程的作用,从而避免以上可能由持续残留的载药涂层材料而导致的不良反应。然而,关于BSES在人体内对冠状动脉血管的长期影响仍不清楚。本研究的目的正是通过与不可降解载药涂层雷帕霉素洗脱支架（Durable polymer-coated sirolimus-eluting stent, DSES）作对比,应用血管内超声虚拟组织学成像（Virtual histology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VH-IVUS）分析置入BSES后对原位冠状动脉血管的长期影响。方法:2010年5月至11月从我科导管室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数据库中入选41名冠心病患者。所有入选患者在自体冠状动脉原发病变处仅置入BSES(EXCELTM,山东威海吉威医疗)或/和DSES(Cypher-SelectTM,Cordis,USA)。所有入选患者在随访时均行冠状动脉造影和VH-IVUS检查。根据既往PCI治疗置入DES的类型不同,将入选患者分为两组:EXCEL组和CYPHER组。排除标准:年龄<18岁或>80岁;随访时间<6个月或>24个月;慢性完全阻塞性病变;需行球囊对吻扩张或边支血管直径>2.5mm的分叉病变;左主干病变;既往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同一靶血管需两种不同类型的DES治疗;既往PCI时出现并发症（手术过程中出现无复流、慢复流现象或夹层）;不适合行VH-IVUS检查者（冠状动脉造影提示重度钙化和/或重度血管迂曲）。所有入选患者在术后长期随访时（随访时间中位数=8个月）进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和VH-IVUS检查,并行定量冠状动脉造影（Quantitative coronary angiography, QCA）和VH-IVUS分析。通过与DSES作对比,评价BSES植入后对原位冠状动脉血管的影响以及邻近管腔坏死核心组织的出现率。采用Allura Xper FD10或FD20数字平板机（Philips Healthcare, Best, The Netherlands）进行随访冠状动脉造影检查,造影数据于检查结束后存入数字化光盘进行离线分析。既往PCI数据从我科导管室PCI数据库中调取。对既往PCI术前和术后即刻造影数据以及本次随访造影数据行QCA分析,分析软件采用具有自动检测边界功能的QAngio XA version 7.2软件包（Medis Medical Imaging System, Netherlands）。既往PCI术前造影图像在显示狭窄程度最重的投射角度进行分析,既往PCI术后即刻和本次随访造影数据在同一投射角度进行QCA分析。分析节段包括支架段及支架近端和远端各5mm节段。QCA分析结果主要采用晚期管腔丢失进行报告。晚期管腔丢失定义为PCI术后即刻和随访造影时最小管腔直径的差值。VH-IVUS检查设备由IVUS超声导管、导管回撤系统和超声主机三部分组成。IVUS超声导管使用美国Volcano公司生产的带有EagleEye（2.9Fr）电子相控阵型探头的导管,超声频率为20MHz。导管回撤系统使用美国Volcano公司生产R-100机械自动回撤系统。超声主机使用美国Volcano公司生产的IVG3-VH血管内超声仪。采用标准冠状动脉内介入导管操作技术进行VH-IVUS检查。检查结束后将记录数据存入数字化光盘进行离线分析。VH-IVUS体积分析通过超声主机的VH-IVUS控制台采用容积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区域包括支架置入节段、支架近端和远端边缘各5mm节段。所测VH-IVUS体积分析结果采用绝对体积值和相对体积值进行报告。绝对体积值根据所对应分析的长度进行标准化,即标准化体积。统计学分析:应用SPSS13.0 （SPSS Inc., USA）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位数表示,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表示,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或配对样本t检验,不服从正态分布者采用非参数检验,两独立样本比较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配对样本比较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双侧P<0.05为有显著统计学差异。结果:在相似支架内晚期管腔丢失情况下（0.15 mm （0.06-0.30 mm）vs. 0.19 mm （0.03-0.30 mm）, P=0.772）,BSES组邻近管腔坏死核心组织的总发生率明显低于DSES组（44% vs. 63%,P<0.05）（BSES组:支架近端节段18%,支架段14%,支架远端节段12%;DSES组:支架近端节段19%,支架段28%,支架远端节段16%）。当支架段进行相互比较时,支架柱间邻近管腔坏死核心组织的发生率在DSES组中明显升高（73% vs. 36%,P<0.01）。并且,在DSES组中,多个邻近管腔坏死核心组织的出现率更高（总出现率:63% vs. 36%,P<0.05）。此外,当仅将含有邻近管腔坏死核心组织的支架段纳入分析时,与BSES治疗节段相比,DSES治疗节段多个邻近管腔坏死核心组织的出现率具有增高的趋势（74 % vs. 33%）,虽然它们之间并不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60）。结论:随访时VH-IVUS检查提示,与DSES治疗病变处相比,BSES治疗病变处支架柱间邻近管腔坏死核心组织的出现率较低,且多表现为单个邻近管腔坏死核心组织的形态,提示在随访时BSES治疗病变处较DSES治疗处的病变形态更加稳定。主要原因是由于BSES表面的生物可降解载药涂层随着时间推移被生物降解,减轻了支架涂层对血管壁的毒性反应,促进内膜修复过程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