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的广义货币-GDP比率日益上升,从1970年的58.9%上升至目前的134.3%。这一现象的发生,需要我们解释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货币被源源不断创造出来,二是为什么名义GDP没有与货币总量同比例增长。本文研究发现,全球广义货币-GDP比率的持续上升是过去半个世纪中各国经济运行方式发生长期、深刻变迁的结果,其实质是各国经济杠杆化以及经济虚拟化程度不断提高在货币方面的外化反映。全球广义货币-GDP比率持续上升的直接原因有二。首先是各国经济中的货币总量相继出现了持续快速的扩张。具体来看,有三种现实力量推动了这一扩张:经济的信贷密集度不断上升、央行的货币政策日趋宽松、政府的财政赤字逐渐扩大。第一,各国经济的信贷密集度不断上升直接导致了持续快速的货币扩张。在后信用货币时代,经济中流通的货币,绝大多数以银行创造出的存款货币的形式存在,而现代银行的本质特征,正是通过信贷创造直接形成等量的新货币。过去半个世纪里,各国对银行信贷的使用日益广泛,由此带来了货币的持续快速增长。在信贷需求方面,随着现代经济中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转变,各国企业和家庭部门越发需要大量的支出用于企业的日常运营与快速发展,以及个人的购买住宅与提前消费,鉴于银行是各国经济中融资最重要的来源,导致对银行信贷的需求日益旺盛;在信贷供给方面,随着各国对银行管制的逐渐放松、银行自身创新的不断推进、技术进步在银行业的普及运用以及银行同业市场深度的持续提高,银行的信贷提供能力不断增强。银行信贷在各国现代经济中被使用的广度、深度和频率不断加大,由此派生的存款货币的不断增长与积累,正是货币总量出现持续快速扩张的本质所在。第二,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日趋宽松对货币持续快速扩张带来了积极影响。货币创造的源头在中央银行,央行通过控制准备金总量限制银行体系信贷与货币的形成。过去半个世纪里,对货币政策的使用在全球范围内变得越发以宽松为主基调,引发这一转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在这之前,为保持各国货币之间比价固定而采取的挂钩制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央行运用货币政策的空间,而该体系的崩溃则为各国货币政策向着宽松化方向发展打开了大门。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随着各国产品生产能力不断提升,市场中有效需求长期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各国央行日益重视宽松货币政策增加社会总购买力的重要作用,同时随着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日益加剧,各国都试图通过引导本币贬值来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加剧了对宽松货币政策的客观要求。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立场向着宽松化的方向渐渐发生偏移,由此助推了货币总量的持续快速扩张。第三,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逐渐扩大对货币持续快速扩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过去半个世纪里,随着各种社会计划支出的快速增长以及对财政刺激政策的日益滥用,各国政府的财政压力不断加大,纷纷持续地增发国债,其中相当部分被本国央行所吸收,各国由此都不同程度地打开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通道,其实质是央行向银行体系释放准备金来完成购债。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成为本国财政部门的最大债权人,这种行为对货币总量的持续快速扩张起到了越发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上述这些相互关联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结果就是各国经济中的货币总量出现了持续快速扩张,鉴于货币本质上反映的是债务关系,因此我们将引致全球广义货币-GDP比率持续上升的这一内在机制称为各国经济的杠杆化。全球广义货币-GDP比率持续上升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是各国经济中货币扩张对GDP增长的推动力出现了逐渐下降。货币对GDP的影响在不同市场中有差别,某些用途的货币能够促进GDP增长,而有些则不能。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金融自由化和信息技术进步等因素的推动下,以金融市场和存量房地产市场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部门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导致了货币流向的重新配置,使得相当一部分货币并未用于支持实体经济部门的实际生产性经济活动,而是流入虚拟经济部门中,服务于已有的有价证券与存量房地产等虚拟资产的交易活动,这些货币对促进GDP增长的作用非常有限。且在虚拟经济不断膨胀的过程中,虚拟资产交易的日益活跃对虚拟经济部门中货币流通的依赖日益加深,这形成了对货币更多的需求,当银行接受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作为抵押发放新贷款时,又会带来货币总量的进一步增加。鉴于货币扩张对GDP增长的推动力逐渐下降背后反映的是现代经济体系脱实向虚的发展倾向,因此我们将引致全球广义货币-GDP比率持续上升的这一内在机制称为各国经济的虚拟化。随着各国经济的杠杆化和虚拟化程度不断加深,全球广义货币-GDP比率持续上升是必然的。在以上探讨的基础上,我们尝试立足于中国国情讨论一些眼下的现实性问题,从中得到三点启示:第一,银行信贷创造了重要的经济价值,但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不断提高增加了经济的脆弱性,且在银行当前的信贷投放偏好下,存在着一定的低效率资源配置现象,因此应当密切关注信贷创造的总量和信贷配置的流向,货币政策的基本着力点或许应置于加强对定向调节工具的创新使用,通过针对性强的差异化调控,在弱化对信贷密集型经济增长模式依赖的同时,积极鼓励有潜在社会价值的信贷创造。第二,虽然我国的中央财政赤字仍是可控的,但未来运用赤字财政政策时仍需谨慎,在积极配合相关改革的前提下,财政对经济的干预应控制在有效、有限的范围,须警惕陷入“政府万能”的幻觉,同时需把握好社会保障建设推进的速度,注重科学细化,避免其发展超过客观现实,进而伤害到经济发展后劲。第三,推进中国金融的现代化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明确目标,但中国经济的希望在于实体经济,金融只能充当第二把手,金融活动的扩张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要,当前货币流动存在一定脱实向虚的倾向,应当继续推进金融去杠杆来压缩金融同业链条,减少货币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的空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