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断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有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市民化作为打破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手段和必由之路开始更多的为理论界所关注。然而,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起步时间较晚,农民市民化的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农民市民化与工业化的脱节一方面造成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积压；一旦制约农村人口非农化的闸门开启,如潮水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会像井喷一样释放出来,形成一种非常规的转移道路和方式,并导致诸多社会矛盾的出现。我国长期以来施行的“城乡分治”政策,使得“城市”和“乡村”不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和发展阶段,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甚至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类型。它们从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物质构成到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等诸多方面都相互区别,形成了城乡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这种二元社会结构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民在市民化的过程中将面临职业属性、身份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多重转变。因此,笔者认为：农民市民化的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农民人力资本的提升既是劳动技能和文化素质的培养过程,也是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过程；人力资本的提升对于农民市民化意义重大。文章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交代了农民市民化问题的背景和研究意义；该选题在国内外研究的现状；以及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写作的技术路线等。第二部分是概念界定与研究的理论基础。通过对农民、市民和农民市民化等概念的界定和辨析,对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要了清晰和明确地认识；确定了以人力资本理论作为论文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是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的模式与比较。对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的历史回顾与比较研究,认为无论是英国的强制迁移模式、美国的自由转移模式还是日本的混合模式,都与该国的国情和历史背景有关。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得出我国的国情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区别,应该走一条由中国特色的农民市民化道路的结论。第四部分是我国农民市民化的现状与存在问题。本部分通过数据、案例结合数学模型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农民市民化历程进行了回顾,列举了我国农民市民化的现状,并对相关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层次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投资对于提升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市民化具有重要意义；而我国目前农民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亟待改进。第五部分是农民市民化和人力资本提升的对策。笔者认为,城市化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农民市民化是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的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问题较多；从制度层面和人力资本投资两方面对我国的农民市民化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最后,在结论与展望中提出了文章的主要结论,并从个人角度,对该领域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