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文人集团形成于北宋古文运动的发展期，与宋学向文学领域的拓展同步。这一文人集团在学术、文学、文化上继承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倡导的庆历新政和新文化运动，是庆历学术在北宋中后期的传承者。他们不同于关、陕、廉、洛的儒家正统学术，也不同于南方新经济影响下兴起的荆公新学。而是流淌着先秦士人与汉、魏、南朝文士血脉的一群新的文人士大夫。他们因为宋代的右文政策，在政治上有了相当的话语权；在学术上秉承士人的独立思考精神，以开放的姿态和博采的胸怀关注着社会民生，形成他们独立的学术；在文学上，他们继续推进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于古文的题材、体制、艺术表现诸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尤其继欧阳修之后，进一步完善确立了与宋学“道统”并立的“文统”，从更高的层次上提升了文学的文化地位和社会价值。并使之成为宋学发展洪流中的一支汪洋巨川。　　“以文为诗”在北宋的文化背景下，经欧阳修、苏轼文人集团诗文革新运动的推动，成为宋代文人诗歌创作的主导形式。并由此完成了自中唐韩愈以来的“诗格”之变，形成独具特色的“宋诗体”。“以文为诗”的新变与此时经学、词、书画等领域的变化异体同质，都是北宋思想文化革新的产物。随着社会政治的变迁，中唐前后开始的文化转型，在北宋的政治体制和文化政策培育下发展壮大起来。文人士大夫的人格精神、观念意识、学术思想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宋士人的新文化理念，施于经学则是儒学复兴运动，开启疑经复古，舍传注而独抒己意的宋学新风，至元祐时期形成“元祐新经义”。施于文，自宋初柳开始，接续中唐韩、柳的古文运动，创意造言，形成平易简洁的新文风。施于诗则打破自《诗经》以来“以诗为诗”的诗歌传统，代之“以文为诗”。施于词则是打破词的乐体本质与“花间宗风”，“以诗为词”，成曲子中缚不住的文人士大夫之词。于书画则是打破晋唐以来“尚法”的书画之风和依附政治教化的“画教”、“书教”，“以诗为画”，成“士人书画”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