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书法观念的研究,本着客观的原则,力求还原“篆隶为本”书法观的产生与发展及相关问题。本文先对“篆隶为本”书法观进行考察,对“篆隶为本”书法观的源流与发展进行梳理。篆隶是文字和书法的源头,对于“篆隶为本”书法观的考察,不免要从文字的源头性来追溯“篆隶为本”的文字渊源,从文字发展演变的角度佐证“篆隶为本”书法观的客观存在。“篆隶为本”书法观于宋代的出现和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背景,对此,先回顾了唐宋以来“篆隶古意”缺失的现象,“篆隶古意”的缺失使楷、行、草“新体”书法去古日远,遂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和重视,考虑其出现的原因。金石是篆隶书体的载体,宋代金石学的兴起,把人们的视线重新引向篆隶字体；宋代的文字学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徐铉、徐锴兄弟对《说文解字》的缺损和讹误进行了校对和复原；古文字和隶书资料得到搜集、整理和著录,六书理论也获得了新的发展,金石学的兴起和文字学的发展传播了篆隶文字,使宋人更加关注篆隶字体。在“篆隶笔意”缺失,书法去古日远的内因与宋代金石学、文字学发展的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促生了“篆隶为本”书法观的出现与形成。对于“篆隶为本”书法观念的研究,除了要梳理其源流与发展及产生的背景外,重要还在于对“篆隶为本”书法观念的内涵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读。本文从“篆隶为本”主要是针对楷行草而言的和“篆隶为本”是以秦汉及之前的篆隶为本两个方面解析“篆隶为本”书法观的适用对象和范围。篆隶笔意是“篆隶为本”的重要体现,要求在书法创作中以篆隶为根本,追溯书法的篆隶源头,用篆隶古法增强书法作品的古意。从产生篆隶笔意的篆隶笔法和篆隶势两个方面阐释篆隶古意,古代书论中有过与篆隶笔意相关的论述,历代都不乏其论,本文也对此相关论述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疏证。通过前面的研究发现不光楷、行、草“今体”需要以篆隶为本,篆隶书体同样需要以“篆隶为本”,需要溯源篆隶本原。唐宋以降篆隶书体所缺失的就是篆隶古意,而清代篆隶回溯秦汉古法获取成功的事实,便可证明这一点。“篆隶为本”书法观形成以后对后来书法的发展影响深远,元代书法的“复古”思想与“篆隶为本”的书法观念是如出一辙的,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加以元代古文字学和印学研究发展的助推,有先觉之明的篆隶书家尝试从钟鼎铭文和秦篆汉隶中探寻古法,虽仍未能逃离唐宋篆隶的羁绊,但已古意渐显。在赵孟頫复古魏晋的倡导下,带有显著隶意的魏晋章草为元人所喜爱,长于章草的书家还把章草的笔意融入行草的创作当中,颇为流行,形成了章草笔意复古的潮流。明代思想的解放与建筑空间的增高增大、大尺幅纸绢制造技术的进步,使明代有了转变书风的需要,面对字体由小变大的转变,改变帖系线质的纤弱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宋元时期出现形成的“篆隶为本”书法观为明代书风的转变带来了一剂良药,明人把篆隶古意用于楷行草的创作当中,成为他们任情恣性、肆意挥洒的线质保证,明代凡取得大成就的书家,都源于对“篆隶为本”的实践。清代反思明代心学的恣意和空谈转向实事求是的务实风气,加以清廷残酷的“文字狱”制度,使清人转向与时事无关的古代金石文字资料的研究,金石学、文字学的兴盛带动了人们对于钟鼎铭文、秦篆汉隶的关注,鉴于清初沿袭唐宋篆隶传统的乏味,在“篆隶为本”书法观的影响下,清人尝试回溯秦汉古法,后又把以秦汉古意写篆隶书体的成功经验用之北碑的创作实践,获得极大的成功,直接推动了清代碑学的兴起,“篆隶为本”正是清代碑学兴起的思想基础。“篆隶为本”作为碑学兴起的思想基础,伴随着碑学的鼎盛深入人心：经过碑学的洗礼,人们对于帖的认识融入碑学的审美经验和“篆隶为本”的思想；清末陆续发现的汉晋简牍、残纸和敦煌遗迹使“篆隶为本”的书法观念得到实证,更加强了人们对“篆隶为本”的信念,“篆隶为本”成为近代以来书法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