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是西方17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19世纪末年由严复翻译介绍进入中国,产生了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作为中国近代与文化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并存的三大社会思潮之一,自由主义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主要研究了中国近现代(1895—1969)自由主义的传统观,即自由主义者对待中国传统的观点和态度。本文认为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者在对待中国传统的问题上,经历了三个明显的阶段：严复首次运用自由、民主等西方思想批判中国传统,但对于仍然深受传统影响的“自由主义之父”而言,对中国传统也有着一以贯之的肯定,晚年的严复对中国传统进行了积极肯定和反思,然而,严复并没有形成关于传统的系统理论认识；胡适是“五四”时期中国自由主义的领袖,高举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对中国传统的惰性面大加批判。学术界对其批判传统多简单理解为全盘反传统,而忽略了其更深层的文化主张,本文认为胡适的“全盘西化”与“整理国故”一体两面,都是在其文化本质一致论基础上的主张。同时,本文认为胡适思想并不是完全西化的产物,跟严复一样,其仍然深受中国传统的重要影响。以“全盘西化”和“整理国故”为基础,胡适开始了对中国传统系统的批判和反思,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传统是什么?这个传统的将来又怎样?”的理论问题,显然,胡适并没有能够对这个理论问题提出深刻的答案,批判与依恋并存的倾向十分明显。殷海光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核心人物,提出系统反思自己和自由主义前辈过激的批判传统的倾向,是反思型自由主义的代表。晚年殷海光提出了系统的传统观,对“什么是传统?”、“何为中国传统?”等问题做了系统的思考,提出“经验论者”的传统观,力图走出传统主义和反传统主义的藩篱,并提出“新陈代谢”的改造传统方案,其学生林毓生在其基础上,提出了“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的方案,至此,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观正式形成。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传统观主要以对“什么是传统?”、“传统与自由的关系?”、“传统的现代意义”等问题的思考深度而演进,呈现逐渐清晰和深刻的方向。自由主义者倾向用自由、民主、理性等现代价值来衡量中国传统,对中国传统中诸如封建专制主义等进行了猛烈批判,其时代色彩和理性色彩十分浓厚。难能可贵的是,三代自由主义者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传统的积极价值,晚年严复对孔孟思想在维持国性中的作用和道德价值高度肯定,胡适虽然说儒家的几个道德是各种文化共有的几个道德,但对这几个道德是不否定的,晚年殷海光通过对孔孟思想的分析,对孔仁孟义积极肯定,但是肯定的并不是毫无变迁的儒家道德,而是不与自由相冲突、被赋予新内涵的新道德。自由主义者对中国传统的现代价值也进行了积极思考,严复用自由、民主注释《老子》、《庄子》,胡适发掘了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殷海光重建中国文化的设想,都是对中国传统现代意义的推进。毫无疑问,自由主义的传统观有着自己的特点,其理论在不同阶段也存在失误的方面,其最终毕竟走进了科学理性的层面。因此,我们不能把自由主义的传统观简单地理解为反传统,他们对中国传统有批判,有肯定;有反传统的阶段,也有理性对待的阶段,是一个逐渐成熟和理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