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并扶植汉奸在各地建立伪政权。与抗战全面爆发前相比,沦陷区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也与战前截然不同。目前学术界关于抗战时期沦陷区史研究已经由传统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开始转向沦陷区民众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本文就是研究华北沦陷区基督教会在抗战八年的发展状况,以一个美国在华北教会——卫理公会为个案,叙述基督教会在日伪统治下的历史,探讨因战争而引发的日伪政权、基督教会、传教士、中国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变动。本文所研究的华北卫理公会源起于1869年,由美国传教士从福州来到北京开始其传教历史。至抗战前已在北京、天津、昌黎、泰安、济南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形成了教堂、学校、医院“三位一体”的传教模式。抗战全面开始后,华北卫理公会所在地区全部被日军占领,教会所处政治环境、社会秩序产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基督教会在战争爆发后纷纷宣布支持国民政府,并积极组织非暴力性的抗日救国活动,外国在华教会和传教士也投入到人道主义救援活动,救济战区和流落各地的难民。日军在侵华过程中,扶植建立伪政权,强化对沦陷区的控制。在宗教政策方面日军企图利用宗教服务统治,以拉拢中国宗教团体和派遣日本宗教组织入华为主。在对待华北基督教会尤其是英美在华教会采取谨慎态度。华北卫理公会在战争爆发期间人员和财产都遭受了严重损失,华北沦陷后卫理公会传教士选择留守并采取多种活动救济难民。传教士对日本侵华和日军暴行在家书和报告中有所揭露,但是限于自身环境和安全考虑,并未公开予以谴责。战争对卫理公会在各地教会普遍造成了影响,各地因情况不同而出现差异,交战区教会活动一度中止,而冀东等未受战火波及的地方教会各项事业却呈现繁荣之势。日伪在华北统治确立后,卫理公会迅速从战争冲击下复元,教会利用美国外交保护的有利条件与日伪周旋,同时也通过与当局的合作换取生存发展。尽管教会力图远离政治,华北卫理公会内仍然有人通过不同形式反抗日伪统治。而中国卫理公会继美国教会后在1941年完成合一,教会组成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战时教会经济危机和人事危机对教会传教策略和活动产生了一定影响,教会本色化倾向在战时进一步发展。随着国际局势变动及日本与英美关系恶化,华北日伪对基督教政策开始从战时的谨慎监控变为打击控制。日伪根据时局需要,相应的制定、出台了多项法规和方案,通过历次运动不断削弱英美在华教会。在日伪统治之下,华北基督教会出于生存需要与当局进行合作,并取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1939年,“反英运动”对英美教会形成了严重冲击,此后政治环境不断恶化,教会活动空间受到挤压。1938年后,华北卫理公会仍然延续了战前一些活动,并且因应战时需要在布道人员的训练和传教方法上出现新的变化。教会在教育和医疗方面也投入相当多资源,以应付当地社会需要。从各种统计数据来看,到1939年,教会处于迅速发展的态势。在日本掀起“反英运动”后,时局不断恶化,教会活动受到影响。日伪当局对教会活动的直接干预主要是在教会学校,如教育方针、教学活动、教师聘用等等,在布道和医疗活动方面较少直接干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全力清除英美在华势力,华北英美基督教会成为改造对象。日伪目标是消除英美力量,减弱教会社会影响力,以实现控制和利用教会。通过日军幕后操控、伪政权出面,日伪将华北教派林立的基督教会改造成为统一的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教会中的英美传教士全部被逐出,大多数人被关入集中营,少数人则幸运地通过换侨计划回国,而教会所属教育、医疗事业都被彻底剥离,仅余的布道活动也要在日伪许可下才可以进行。在日伪的重重打压下,华北基督教会迅速衰落,教堂数量和教徒人数都大量缩减。华北卫理公会在此背景下,通过中国基督徒领袖的努力,仍然维持其原有组织,并开展一定活动。在政治打压、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卫理公会也仅仅是维持基本生存,尤其是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教会面临的压力更大。直到战争胜利前夕,很多堂会已经处于停止活动状态。华北卫理公会的历史命运表明国际局势和外交保护是决定沦陷区日伪政权与英美在华基督教会关系的最重要因素,而沦陷区基督教会的处境符合中外学界所论的“灰色地带”特征,同时带有“宗教空间”的独特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