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推进,使传统生产要素对企业绩效的增强作用显现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所以企业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战略。在此过程中,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有效方式,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典型意义,企业可以通过参与慈善捐赠将获得的无形资源转化为自身的核心优势,促进组织绩效的提升。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然而其中关于企业慈善捐赠因素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大多忽视了高管团队在企业慈善捐赠决策中所发挥的重要影响。这与高管团队作为企业经营理念和重大决策的决定性力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此,本文以高管团队特征为研究视角,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并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利用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应用Logit回归、Tobit回归以及层级回归等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高管团队特征中的年龄、收入、教育、任期的平均水平以及产量导向职能背景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实施及捐赠规模的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发现：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实施不相关,但与企业慈善捐赠规模显著正相关；高管团队的平均收入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实施及捐赠规模均显著正相关：高管团队的平均教育水平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实施及捐赠规模均无显著相关性；高管团队的平均任期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实施及捐赠规模均无显著相关性;高管团队的产量导向职业背景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实施及捐赠规模显著负相关。本文的结构框架如下：第一章为绪论。在绪论中,我们提出了相关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框架结构和创新点等,为文章提供一个总领全局的作用。第二章为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本章首先整理并评述了高阶梯队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及委托代理理论。随后,基于已有文献的梳理,界定了企业高管团队、企业高管团队特征和企业慈善捐赠的相关概念。接着,归纳总结了企业慈善捐赠的动因、影响因素,以及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战略的影响研究,最后就个人人口统计特征对个人慈善捐赠影响的相关研究,以及企业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相关研究进行汇总分析。第三章为理论模型的构建与研究假设的提出。本章首先给出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前提,并构建了本文研究的理论模型,接着提出了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慈善捐赠影响的相关假设。本文假设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平均收入、平均教育水平、平均任期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实施和捐赠规模正相关,而高管团队的产量导向职能背景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实施和捐赠规模负相关。第四章研究设计中,选取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实施和企业慈善捐赠规模作为被解释变量；高管团队特征中的平均年龄、平均收入、平均教育水平、平均任期及产量导向职能背景作为解释变量；并引入高管团队规模、企业实际控制人性质、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企业以往资产负债率、企业以往净资产收益率以作为控制变量。同时介绍了各变量的操作性定义,筛选符合研究的样本。最后,选取了符合研究目的的分析模型。第五章为数据分析。本章通过应用统计软件Stata11.0对符合研究的样本进行了分析,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变量相关性分析,Logit回归分析及Tobit回归等方法来处理样本数据,从而验证假设是否成立。第六章为结论与展望。本章首先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对造成某些假设不成立的可能性进行了解释说明。并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企业、政府和慈善组织提出了针对性建议。同时指出了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首先,相关研究目前为止,关于高管团队对企业慈善捐赠影响的研究比较少,并且已有文献多是从经济性角度出发,将企业慈善捐赠作为一种商业行为,对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动机进行研究；或是以企业财务状况、企业决策者个人特征等为研究视角,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而本文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并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以高管团队特征为视角,探索性地研究高管团队特征中的年龄、收入、教育、任期的平均水平以及产量导向职能背景的高管比例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实施及捐赠规模的影响,这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企业慈善捐赠的深层次原因。其次,从本文的结论来看,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数学者发现企业决策者的年龄与企业慈善捐赠规模有正相关关系,本文通过研究发现企业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与企业慈善捐赠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然而,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实施却没有显著影响。同时,国外学者在对个人教育水平与个人慈善捐赠的关系研究时发现,教育水平与个人慈善捐赠正相关。但本文研究发现,企业高管团队的平均教育水平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实施以及捐赠规模不存在显著相关性。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在选择高管团队的特征时,选取了高管团队特征中的平均年龄、平均薪酬、平均教育水平、平均任期和职能背景,而其他特征,如性别、特征的同质性、异质性等并未考虑在内,这些特征对企业慈善捐赠是否有影响还有待研究。其次,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在对企业慈善捐赠衡量时,采用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实施和捐赠规模两个可得指标,而对于企业借助传播媒介宣传慈善事业,普及人道主义等不易获取的数据本文未考虑在内,所以本文研究的企业高管团队特征对此是否有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最后,本文因为搜集数据的局限性,只得到了343个样本,这并不是所有主板上市公司的全样本,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数据的精确性,难免对研究结果产生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