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的有序整合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前提与基础。由于有自生性的社会组织和制度,这在传统社会基本上不成问题。但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我国部分基层地区出现了较多的不和谐因素,这就需要我们从传统社会中寻求借鉴与帮助。海南杞方言黎族支系的合亩制村落中就保留着比较多村落整合的传统因素。虽然合亩制等传统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已不复存在,但是其基层社会的传统整合因素却保留了下来。这种传统性既体现在村落内部,亦表现在村际之间。该地区村际间的紧密联系与整合值得其它地区研究和借鉴。本论文主要使用田野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海南杞方言黎族基层社会的传统及其现代遗存,尤其注重发现村际间紧密交往的传统及其形成机制。论文主体部分由三章构成:第二章为传统的村际间关系。传统地域社会的整合主要依靠本土性的基层社会政治组织和制度来实现,其中最重要的是“峒”组织和“合亩制”。同一“峒”内的村落实际上就是村落联盟,构成了十分紧密的政治和社会的联系。“合亩制”虽然从形式上来看主要是经济组织制度,但是同时也履行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具体表现为村际间主要以“亩头”为首领进行集体性的交往与互动。第三章主要阐述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本地区村际间关系。这一时期,由于现代政府和制度的介入,传统的本土性组织和制度被废除。但是直到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前,由于集体主义生产方式和该地区传统的生产方式存在形式上的耦合,村落内部的关系变化不大,村际间联系也主要以村庄干部为首领进行集体形式的交往。而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村庄集体资源的分解,村际间交往的主体就从村庄领袖转移到了普通村民。第四章主要研究该地区黎族村际间紧密联系形成的逻辑。它主要源于:“共同在场感”的构建,即该地区有一套自生的让所有当事人同处一地的机制,正是因为大家不断的“共同在场”,从而有了集体的意识。聚会与宴席是构建“共同在场感”的主要手段,这也是本地黎族社会传统的社会习惯。只是在以前这种村际交往活动由村落领袖带领,而现在则通过“做头”机制将此责任传给了每次交往活动的单个“做头”者了。通过研究,作者认为,杞方言黎族地区的社会变迁是形式而非本质,即传统村际交往和整合形式发生了变化,但传统性本身还有极大的保留,尤其表现在对交往主体价值层面的关怀。村际间的紧密交往与本地区的历史传统与习惯有关。正是由于传统的“共同在场感”形成机制一如既往地保留了下来,基层地域社会的团结和整合就有了可能。基层地域社会整合所赖以形成的该种机制对其它地区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