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面临激烈竞争,绩效的最大化成为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对管理决策、组织绩效等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作为一种不在组织正式奖励体系内、同时对组织发展有着积极意义的行为,探讨如何在管理实践中促进该类行为的产生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课题。在组织行为研究中,领导者情绪智力能够显著影响个体、团队以及组织绩效而备受关注。基于领导者情绪智力对领导效能和组织绩效的积极作用,学者们对情绪智力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而领导者情绪智力对组织公民行为产生影响的内在机理的相关研究却很鲜见。因此,本文基于积极行为视角,通过两个研究深入探讨中国组织文化背景下领导者情绪智力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研究一,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以139位领导及其对应的560位员工为研究对象,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积极追随力在领导者情绪智力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员工对领导的关系认同在领导者情绪智力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二,在问卷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质性访谈研究进一步验证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探讨领导者情绪智力作用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内部机制,研究结果如下:(1)积极追随力在年龄、学历、工作年限、与领导共事年限以及企业性质上存在显著差异;员工对领导的关系认同在不同学历上差异显著;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在学历、工作年限、与领导共事年限以及企业性质上存在显著差异。(2)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领导者情绪智力中的人际敏感、情绪调控、关系处理三维度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关系处理与人际敏感对积极追随力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工作情智、情绪调控两个维度对领导关系认同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3)积极追随力在领导者情绪智力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员工对领导的关系认同在领导者情绪智力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领导者情绪智力与领导关系认同的调节效应完全通过积极追随力的中介作用于组织公民行为。(4)质性访谈研究进一步支持了量化研究中各变量之间关系的验证。此外,质性研究揭示了员工的工作目标定位、能力提升、获得成就感等也促进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员工对追随力没有性质(积极和消极)区分的认识;作为“积极追随力”变量中的维度——“工作勤勉”有可能不是受到领导者的影响,而是工作任务本身(如工作任务繁重)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