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出现使得跨文化活动日益增多,跨文化审美现象成为一种重要的美学现象。日常经验中,艺术家利用艺术手法将熟悉的东西陌生化,而在跨文化审美活动中,艺术家面临的是大量异已的风物。顾彬将这种在跨文化活动中,主体用历史的日常经验去感知异己的事物时所体验到的差异性称之为“异”。跨文化交流中出现的审美现象,反映出人类多元文明形成、发展历史中民族文化心理的成熟、认知事物的开放和审美情趣的丰富、审美能力的提高。跨文化审美的实现可能突破话语霸权、意识形态宰制等,充分呈现出跨文化审美表征出的“异”在“差异”和“多元”中包含的美,启发人们去思考美产生于“非一”之中,从而促进人类文化自由、平等的交流、沟通。而在全球化这一背景下,坚持异质文化间的对话显得格外重要,跨文化审美也有了更多现实意义。以上是第一章的内容。当主体面对自我日常的、历史的经验所不熟悉的对象时,最初的感觉是“惊异”。这种惊异好奇之感比一般的日常经验更容易引起我们的审美兴趣,激起我们的创作欲望。然而在审美发生过程中,主体在面对这种容易引起我们审美兴趣、激起我们审美潜能的“异”时所产生的创作冲动是否都能最终转化为美感;关于美感的最终形成,跨文化审美活动与一般的审美活动对于主体和客体的要求有何不同?第二章《跨文化审美活动中的主体和客体》探讨了这一问题。论文首先探讨了跨文化审美活动中审美心理定势对审美主体的影响。审美心理定势所导致的创作与审美感知的心理惯性,使创作难以形成新的审美观念、审美价值。跨文化审美活动中,审美心理定势的的影响会更加突出。主体面对的审美对象越陌生,审美心理定势所遭遇到冲击越强烈。跨文化审美活动中,面对异己的对象,只有打破既有的审美心理定势,产生新的审美经验,才能调整、丰富原有的审美经验,达到审美超越,而审美超越的实现就需要作家主体不断扬弃而优化自身的审美心理结构。论文运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中的顺应、同化原理分析了跨文化审美中如何优化审美心理结构。面对“异”,若同化机制一味起作用,主体就会将异己作为表现自我的工具,导致异域形象成为自身文化投射时的一种“他者”幻像,成为审美主体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想象与自我书写的方式,最终指向文化“他者”的想象与意识形态空间。公元13世纪和19世纪的西方想象中国,都发生过这种情况。顺应若在认知结构中完全占主导,主体就可能一味沉溺于异己的新鲜奇异,失却自我意识,形成对异己的单纯模仿,无法调动主体既往的审美经验将客体纳入审美感知的范畴,也无法使主体顺应客体而建立起新的审美心理图式。洛蒂《北京最后的日子》就是异域风物的陌生化完全将主体的感知能力屏蔽掉的结果。顺应和同化间的失衡会导致跨文化审美活动中美感的丧失。只有将同化和顺应结合起来,使两者保持一种张力才能使创作主体达到一种审美超越,产生美感。如何在同化和顺应间保持一种有利于美感产生的张力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主体面对差异性时的审美态度。法国作家谢阁兰对于中国古典文本《桃花源记》的改写表明主体对“差异美”的尊重、向往、探索使得主体打破审美心理定势,在顺应和同化间保持了张力,从而获得审美超越。论文随后探讨了跨文化审美活动中的创作动机对审美主体的影响。动机构成了文学创作与审美发生的启动状态。文学创作发生的表层动机是一种缺乏性动机,而跨文化审美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这种缺乏性动机最为明显。但单一的缺乏性动机会造成美感的丧失,《曼德维尔游记》就是作家基于纯粹的缺乏性动机的满足而产生的迷恋和好奇,无法深入到中国艺术的内部去把握中国艺术的精神内核,无法与对象建立起审美联系。克服缺乏性动机所造成的美感丧失需要主体调动文学创作的深层动机即主体审美个性心理结构进行调节,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主体间性调整、优化自己的审美心理结构,面对任何一种异己对象,作家展开的都是生命主体对另一个生命主体的对话、交流,都是以自己独异而丰富的心灵“对所呈现的形象倾吐原初词”。本章论文最后探讨了客体本身的审美潜能如何影响着跨文化审美活动的发生。跨文化审美活动中并不是异域的任何风物都能成为审美对象。有的异域风物虽然具有陌生于日常经验的生动鲜明的外在形象,但其内蕴的历史文化因素无法和主体达到某种共鸣;有的客体因其自身结构的缘故很难唤起主体对它进行整体性的把握,从而影响美感的产生。皮埃尔·洛蒂的《北京最后的日子》就反映出跨文化审美活动中对审美客体的选择直接关系到美感的获得。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莱齐奥对异域文化的独特描写表明审美客体的自足性,即审美客体有其独立的价值和规律,构成了跨文化审美活动中客体审美潜能最关键的内容。跨文化审美活动中美感最终的获得还是要依赖于主客体间审美关系的建构。论文第三章集中探讨了这一问题。论文首先讨论了跨文化审美中如何建立一种自由的审美关系,认为不论是程抱一的宇宙三元论,还是谢阁兰的神秘主义美学原则,都是对一元和二元的超越,从更深广包容的视域看待“异”文化之间的交流,创造出“不同于”甚至“高于”“异文化”双方的新的审美生命,从而使审美关系跃入一个自由的新层面。论文接着讨论了跨文化语境中审美距离的调整。跨文化审美作为一种时空距离跨度极大的审美活动,必须将时空的距离内化为合适的心理距离。心理距离的内在矛盾是处理“有我”和“无我”的关系,而谢阁兰和博尔热的创作表明,审美主体对于“远望”与“近观”的平衡协调是跨文化审美中主客体间合适的距离把握。本章论文最后探讨了跨文化审美中文化心理结构的调整,审美主客间确实存在着文化心理结构这一中介。它对跨文化审美活动中审美关系确立产生重要影响。文学是对世界丰富的差异性的兼容,跨文化审美中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化,不是以主体经验填补差异、达到同一,而是通过文学个性化的呈现,突出、强调这种“差异”及其沟通,获得异质的美感。毛姆、卡夫卡、博尔赫斯等创作就是用作家丰富的个性差异性“锐化”了“异”的差异性,从而使文学真正成为不同事物间的沟通。跨文化审美具有极大的实践性,文学的跨文化审美发生研究尤其不能只从理论出发,而要充分重视作家、文本的分析。前两章从跨文化审美对审美主、客体的要求和主客体关系的建构等方面展开探讨,所得出的结论不可能包容跨文化审美发生的丰富状态,所以第四章以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个案——“跨文化审美视野中的香港文学”来进一步探讨跨文化审美发生的相关问题,也以此再次表明自己研究跨文化审美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