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具有极为悠久的农耕文明历史,乡土文明始终是中华文明永远不变的底色和璀璨夺目的明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显著标志。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相比于市域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现代化水平,乡村社会呈现出矛盾纠纷依然较多、治理机制仍需改善、治理水平仍然滞后的尴尬景象。为了我国广大乡村地区发展和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已经迫在眉睫,乡村治理的法治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举措和重要基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党和国家对乡村治理及其法治提出了若干新思想、作出了新部署。本文第一部分重在分析探讨乡村治理及其法治的理论基础。在全球化、现代化的浪潮中,西方社会科学界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对治理理论加以阐释,归纳了“治理”与“管理”在治理主体、治理依据、治理目标和治理过程等方面截然不同的特征,先后形成了善治、元治理、合作治理等不同理论成果。因此乡村治理及其法治虽然发源于西方治理理论,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已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乡村治理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一系列包含乡村治理的法治在内的重要成就。本文第二部分重点说明了新时代乡村治理的三大法治困境。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法治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这些现象的形成主要根源于三大困境:第一,在治理依据方面,乡村领域国家的正式立法存在着数量少、占比小、相对滞后、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非正式的乡规民约等“软法”存在内容相对落后、缺乏发挥作用的平台机制等问题。第二,在乡村治理的主体方面,多元化的乡村治理格局缺乏法治保障,呈现虚化现象。基层政府、村委会、村民委员会和乡村精英以及普通村民等多主体之间关系复杂,矛盾多元。第三,在乡村治理的法治环境方面,执法的规范性和司法的有效性难以得到切实保障,村民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相对薄弱,导致乡村治理的法治成效欠佳。本文第三部分针对我国乡村治理的法治困境,提出了乡村治理的法治优化路径。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至关重要,因此本部分将加强党建和党组织在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法治中的引领作用作为第一节,强调其在相关举措的核心作用。此外本文还提出:健全包括国家立法和乡规民约的乡村治理规范体系;构建包括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村民自治在内的乡村多元共治的法治格局;提高广大村民法治素养,培育良好乡村治理法治环境。这些路径建议分别从法治的领导、法治的依据、法治的主体和法治的环境四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和阐述,提出具体可行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