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疗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病患的死亡质量已经成为幸福指数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位有自觉、有理性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有尊严地走完生命最后的旅程。安乐死和尊严死作为选择死亡状态的手段,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对优劣之分。安乐死和尊严死均以病患自主权作为权利基础,但在程度上有差别,前者表现为积极自主权而后者表现为消极自主权。从伦理学角度而言,积极自主权与生命权孰轻孰重无法定论;行使积极自主权结束生命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引发伦理质疑,而且协助者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因此安乐死在许多国家无法被合法化。相比之下,尊严死所需依赖的社会条件较易被满足、滥用风险更为可控、消极自主权所受到的伦理质疑也相对缓和,因此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并对其以立法进行规制。纵然尊严死与安乐死相比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但其仍需面对一些客观难题,如无效医疗的界限该如何确定及病患进行自我决定时所受到的外在干预该如何规范等。目前我国大陆地区没有出台任何与尊严死相关的法案,但病患自主权的实现不能就此被搁置,相关机制的建构工作亟待展开。因此,在借鉴域外法案演进经验的基础上,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对于“生前预嘱”如何落实、临终关怀服务如何完善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探索出可能且可行的制度建构,使病患自主权在成为法定权利之前依旧有实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