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决策作为企业三大决策中最重要的决策，直接决定企业价值的增值。在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中，经理人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造成的过度投资现象在现代企业中普遍存在。在过度投资的成因上，目前存在三类认知：代理理论下自由现金流学说、信息不对称理论下的融资约束学说、行为金融理论下经理人心理学说。Jensen（1986）的自由现金流假说的理论认为是由于第一类代理问题—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代理冲突导致股东倾向于利用自由现金流量进行“帝国建设”或者“在职消费”从而导致过度投资行为。　　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是从集团里剥离上市而来或由国企改制而来，与原来相关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企业存在股权集中的特征，普遍存在关联交易的行为。企业关联交易行为常被称作“双刃剑”，一方面大股东通过“掏空”行为侵占小股东利益；但是另一方面企业中大股东的存在具有强烈的监督效应，即大股东有更强的动机对公司效益存在要求权，甚至派出代表担任经理人或者董事会成员，第一类代理问题即公司股东和经理人的代理冲突将减轻，另外这些关联方企业之间的交易行为可以降低交易费用、监督成本、融资成本和信息成本，提高经营效率。　　根据以上背景，那在中国较为特殊的市场环境下，细化到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上，关联交易行为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里影响程度是否会不同，当分交易方向时的关联交易行为即上市公司作为买方和卖方时的关联交易是否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是否也会不同，在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里关联交易的影响是否也存在差异。本文带着这些疑问，经过理论分析提出逻辑假设并通过经验数据进行验证最后得出结论。　　本文的创新在于把委托代理问题作为切入点，在自由现金流代理假说的框架下考察关联交易行为对投资行为的影响，进一步地考察不同股权性质和不同的关联交易方向的情况。过度投资主要由股东和经理人之间代理冲突导致，而发生关联交易的行为主体里由于大股东的监督效应使得股东和经理人的利益冲突弱化，而部分学者认为股东和经理人的之间的代理问题直接导致过度投资。结合上述思考，本文在自由现金流代理假说的框架下提出关联交易对过度投资行为有抑制作用的理论假设。此外，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的特殊背景以及关联交易方向对自由现金流的影响，对不同股权性质和交易方向进行分类研究，从投资决策效率的角度上为关联交易的“效率加强观”提供一定佐证。　　本文利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以我国2011年至2015年A股上市公司（除金融、保险行业）为样本数据，首先在委托代理理论的框架内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和内在联系。其次，建立预期投资支出模型、关联交易与过度投资—自由现金流关系模型。更进一步地，将股权性质和交易方向纳入考量，探究在国企与非国企中上市公司作为买方或卖方的不同方向的关联交易对投资—自由现金流敏感度的影响。　　最后得出本文的结论及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我国A股上市公司（除金融、保险行业）普遍存在过度投资行为。本文所选取的5432家样本公司中，有2227家样本公司的残差大于零，存在过度行为的公司占比达到41%。第二，自由现金流量越多企业过度投资程度越严重。关联交易在投资决策上对企业的影响是正面的，即关联交易行为是间接影响企业过度投资水平，可以削弱自由现金流量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正向作用。第三，相较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关联交易行为削弱过度投资行为的效应更强。第四，当上市公司处于买方立场时，体现为关联方对上市公司资金的占用，上市公司该关联交易行为对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削弱效应更为明显。第四，同样在国有上市公司中，上市公司作为买方立场的关联交易行为对过度投资的间接抑制作用强于民营上市公司，而处于卖方立场的关联交易行为对过度投资的间接影响效应不显著。在政策建议上，一是应该站在客观理性的角度上对关联交易的行为进行认识，正确认识和规范我国上市公司的企业关联行为，不能一竿子打死地认为关联交易一定有负面影响，不应该采取一刀切的态度，不能盲目禁止也不能盲目推崇，对关联交易行为应该保持客观的认知。我国上市公司应该利用企业关联方的资源的优势互补、信息互补，充分发挥大股东在企业中的监督效应，发挥公允的关联交易的正面影响，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提高经营和投资效率。二是完善监管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以减少不公平关联交易，充分发挥公允的企业关联交易行为，例如完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制度及建立重大关联股东大会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