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对农民生存行动变迁过程的历史回溯为基点,考察社会结构层面上的社会实在(诸如:社会制度、社会经济社会概况、社会政策)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甘肃省民勤县东湖镇的田野调查,试图弄清生态脆弱地区农民生存行动与外部条件变化二者之间的关系脉络,以我国政治、经济制度变迁和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变化为背景,考察其对农民行动的影响,落脚点在于呈现农民在社会变迁和生态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发展出怎样的行动方式及行动结果如何。　　首先,本文呈现了农民生存行动变迁主要经历的三个阶段,并对不同阶段的农民生存行动的模式和影响因素作了深入分析。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早期移民行动是迫于政策失误带来的生存危机而冲破制度藩篱的,同时,早期移民社区的形成和人际关系网络的链接则为后来的规模化移民创造了条件;改革后的农民则遭遇了生态环境恶化和制度的不公平待遇的双重压力,同时,市场化经济所逗引的经济理性复生,诸多因素促使当地农民在外寻找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留守的农民将生存和发展的希望放在拓展耕地上,而外流人口在则人口密度较小的地区寻找生存空间;2003年后,国家力量重新进入生态环境治理,国家生态治理及补偿政策给生态脆弱地区农民带来了福利,农民通过特有的策略和手段与国家、地方政府博弈,耕地的再次拓展给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经济收益也消减了国家生态治理的预想效果。　　其次,在分析农民生存行动发展轨迹以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笔者发现农民的生存境遇(恶劣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短缺)不是自然而然的,权力因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笔者认为,农民面对的恶劣生存空间是权力安排的结果,基于空间分割的生态治理未能改变农民的外部生存环境,而“原子化”的农民无力来改变现状,在缺乏有效的内部资源的情况下,农民的制度化生存特征明显。农民面对水深其颈的恶劣环境,农民为求得生存空间,发展出以下几种策略:一是通过移民寻找替代性生存空间;二是通过流动来拓展生存空间;三是利用政府管理盲区留存的生存空间。　　研究还发现,农民行动者在行动情景不断转变的情况下,行动目标和策略也是不断调整和变化的。斯科特认为农民行动遵循“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这种理论显然不能解释生态脆弱地区农民生存行动的历史变迁;结构主义相关的理论强调制度对行动者的约制作用是现实存在的,并时时体现,但是农民行动者并非是判断力和行动上的侏儒。　　研究发现在诸多农民行动研究中,学者倾向于以假设行动者的人格模型作为分析行动者行动实践的逻辑起点。笔者认为,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抑或是社会理性只是行动者在不同的情景下表现出的行动特征,而不是促成农民发展出具体实践的心理动因。在行动情景流变的前提下行动者会自主调整行动目标,从而在其身上表现出来的行动特征也是流变的,所以笔者尝试重新修正解释农民行动的理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