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地处欧亚大陆民族迁徙的大通道，历史上长期遭受周边游牧民族的冲击，因而部落在伊朗的分布十分广泛。伊朗部落的组织规模、宗教信仰、权力的集中程度和生产、生活方式千差万别。伊朗的部落大多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从组织规模看，他们大体可以分为大型部落群体、大型部落联盟、小型部落群体和更小的部落群体等四种类型。在这些规模不等的部落群体中，既有权力自上而下较为集中的集权型部落联盟，也有结构松散的分散型部落。从生产、生活方式来看，伊朗的部落又可分为季节性迁徙的游牧部落、半游牧半定居部落和定居部落三种类型。部落势力构成王朝统治的政治和军事基础的同时，部落反叛也往往成为引起政权动荡甚至王朝更替的主要因素。部落与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着对立与共生的矛盾关系。　　巴列维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伊朗历史由传统王朝进入了民族国家的新时期，推进国家的现代化也正式成为新王朝的首要任务。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伊朗的部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并走向瓦解。礼萨·汗不仅通过组建现代化军队，建立现代行政、司法体系，统一税收与货币金融制度，初步完成了国家构建，从而加强了国家的中央集权及对部落地区的控制能力。在民族建构方面，礼萨·汗致力于构建以波斯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为核心的国家民族主义，以民族国家认同来取代部落民狭隘的部落认同。礼萨·汗时期伊朗工业化的深入开展冲击着部落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现代交通、通讯设施的建设则从根本上打破了部落的封闭、隔绝状态。然而，对伊朗部落社会的瓦解产生最直接、最深刻影响的莫过于礼萨·汗的部落政策。礼萨·汗采取镇压部落起义，解除部落武装；强制部落定居，限制部落迁徙；打击部落首领等措施，从根本上瓦解了部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基础，部落的内部结构也受到巨大冲击。　　礼萨·汗时期的现代化举措对伊朗部落社会的冲击与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部落经济结构的破坏与部落内部严重的贫富分化，部落民与部落首领之间矛盾尖锐，后者在部落中所享有的权威逐渐减弱。其次是部落结构的解体。中央集权的加强使得原有的部落联盟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而走向瓦解。部落经济的破坏以及工业化的诱导也使得大量部落民迁往城市地区。再次，由于部落社会的瓦解，部落民原有的部落认同逐渐被国家认同、职业认同和阶级认同等所取代。最后，随着部落社会整合的不断深化，伊朗的国家能力大大增强，国家对部落地区的控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伊朗在礼萨·汗时期初步实现了由强社会—弱国家向强国家—弱社会的转型。　　1941年礼萨·汗被迫退位后，有相当一部分部落又恢复了原有的游牧生活，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只能说是伊朗部落的“回光返照”，它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真正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二战后在巴列维国王更为激进的现代化的冲击下，除了在少数地区还有部落的残余外，部落已基本退出伊朗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