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和赛珍珠同是具有中、西双重文化背景的著名女作家,几乎同时活跃于20世纪中国大陆以及海外的文学舞台上。两位才女同样出入国门却文学之根深植于中国大地,不同种族却同样以中国情结为身份标识。同时她们都擅长于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文化冲突中表现女性,在婚恋、家庭和女性交往中揭示女性文化心理。其艺术思维取向上的差异在于：一个侧重表现文化冲突下“人的脆弱黯淡”和心灵错位,一个侧重展示文化冲突中人性的正面形态和传统美德,探询异质文化的理解和融合。二者的女性书写所呈现出的不同景观,首先体现在母亲形象的塑造上。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多为“巫母”形象,即或者是对儿女进行恶意占有的变态的母亲,或者是在儿女需要时见死不救、恶意旁观的缺席的母亲。而赛珍珠笔下的母亲则多是拥有“地母”般胸怀的坚韧的母亲和化责任于大爱的母亲。其次,张爱玲和赛珍珠小说中的妻子形象,分别具有“囚妻”与“贤妻”的不同特点。前者多是为了生存而自囚于婚姻的人物,其间也偶有为了爱情而从婚姻围城中“越狱”的形象；后者则多为传统美德的承载者,但有的是在沉默中坚毅不屈的妻子,有的是在觉醒中寻求自我突破的女性形象。第三,其女性书写的不同景观,还体现在女性间的相互关系的描写上。与那种女性叙事中常见的为了争宠或因生存竞争而相互倾轧的话语范式不尽相同,张爱玲对于女性间的戕害的落笔往往是在伦常亲人之间；而赛珍珠笔下的女性关系虽然没有脱离妻妾关系的套路,但其西方文化中的自我意识和博爱精神,玉成了一种相互提升、彼此成全的妻妾关系。可以说,张爱玲和赛珍珠各自不同的童年记忆及婚恋经历,是上述差异形成的主要动因。破碎的童年的记忆阴影以及与胡兰成低入尘埃的婚恋,强化了张爱玲小说对亲情异化以及爱情与婚姻错位的深入思考。而同样有过童年阴影和失败婚姻的赛珍珠,却因其跨文化的广阔视域和双重文化体认,形成了一种人道主义的大爱观,并在创作中为女性生存探讨了一种较为可行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