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是一项关于任务类型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在配对交互过程中产生的意义协商的影响的实证研究。本项研究受到日益盛行的任务型教学法的推动，以交互主义对语言习得的认识观以及Pica，Kanagy和Falodun（1993）构建的五任务模型和Martyn（2001）对此模型的补充为理论依据，采用了Martyn以及Nakahama，Tyler和van Lier（2001）对意义协商的研究方法，辅以问卷、访谈等手段，试图验证在中国英语教学环境下这五种任务类型对意义协商性质的影响，旨在为我国英语教师及教学研究者在交际任务的选择和使用方面提供本土化的借鉴，进而推动语言教学效率的提高。 本研究的实验对象为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英语专业三年级某自然班的22名女学生。在五个连续的周五下午，该22名学生在半实验环境下依次完成了实验设计的五种类型的任务（包括任务一：拼版式任务；任务二：信息差任务；任务三：解决问题式任务；任务四：做决定式任务；任务五：交换意见式任务）。围绕总的研究问题——“任务类型对意义协商的影响有哪些？”本研究采用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就任务类型对意义协商三个主要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即任务类型对意义协商频率、密度及触发语类型的影响。此外，本研究还总结了学习者在意义协商过程中对目标语进行交互修正的情况。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1、实验对象在遇到交际困难时普遍表现出强烈的意义协商意愿。虽然录音显示出的“理解检查”数目很少，但是问卷结果表明学生经常通过眼神、面部表情或者得到的回答来检查对方理解与否。在意义被协商时，学生有能力通过配对合作对原来的目标语输出进行修正，使得输出更加清楚明白、易于理解，从而解决潜在的或者已经出现的交际困难。2、Pica等人（1993）对五种任务类型的排序对意义协商的频率和密度都具有预测力：随着任务类型排序的递增，学习者获得意义协商的机会逐渐减少，但是获得高密度意义协商的可能性加大。3、在配对交互的环境下，示意语或应答语的平均出现率对意义协商的密度更敏感，而应答语与示意语间的平均比率似乎可以反映出交互的节奏以及学生对语篇、人际策略的关注度。4、任务类型对意义协商的触发语类型也存在着重要的影响：总体而言，形态句法问题引起的意义协商最少；不同的任务类型可能触发围绕不同内容或重点展开的意义协商。5、学习者因素（比如学习者的英语水平，对任务目标的理解，文化取向）以及分组因素（比如小组成员数多少，性别组合）也会影响到任务的实际绩效。 本研究主要在以下两方面对基于任务的英语口语教学具有启发：第一，为了优化我国英语口语教学的效率效益，教学教研工作者，包括一线教师和教材设计开发者，应该及时转变自身角色，从被动的或者根据自我直觉行事的任务设计和/或实施者转变为主动的、并且受到科学理论指导的任务管理者，针对我国英语学习者的个体特点，结合不同类型的口语交际任务对第二语言习得不同方面的促进作用，采用特定的任务类型或者任务类型的组合以实现不同的教学目标，满足学习者不同层面的学习需求，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因材施教，有的放矢。第二，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在任务的选择和实施上虽然需要有章可循，但又不应拘泥于条目，必须牢记学习者是一个始终处于动态变化状态的能动个体。因此，教师一方面需要充分调动参与任务的学习者，使其充分了解小组交互以及意义协商对语言习得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还必须意识到学习者因素、分组因素都可能会对任务的实施造成影响，故而有必要加强对课堂实施环节的实时控制，引导任务的顺利开展。 由于种种原因，本项研究依然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实验样本的规模有待扩大、五种任务类型对意义协商影响的定性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等等，这也是今后亟待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