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我国企业兼并重组浪潮持续高涨。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14号文件《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使得企业的兼并收购活动在支付方法上有了更多的选择，为我们研究并购支付方式与并购绩效的关系带来了契机。同时，并购本质上来说是企业的一项重大投资，投资决策的制定会受到管理者决策制定时态度的影响。鉴于此，本文选择现金支付和股票支付两种方式研究其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并探究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支付方式与并购绩效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文运用资本结构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司控制权理论，从不同支付方式的特征出发，分析了支付方式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机制。首先，由于支付手段的选择总是与筹资方式联系在一起，而筹资方式的不同又会引起资本结构的变化，鉴于本文假设现金支付和股权融资不同时发生，因此企业一般会通过发行债券或是银行借款来得到现金，而举债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个利好消息。一方面，债务的资本成本低于股权的资本成本，另一方面，高债务比例意味着高质量的公司，进而高债务比例可向资本市场传递利好信号；其次，企业并购时如果选择用现金进行支付，就可以将企业的资金流物尽其用，而不是留在企业中任由管理层处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由于代理问题而导致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相应的减少代理成本；此外，股权支付会稀释主并方原有股东的股权，对公司带来不利影响，相反现金支付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形；最后，现金支付下，债务融资的资本成本即利息是可以在税前抵扣的，且如果企业将现金当作支付手段，在被并公司资产的市价大于账面价值的情况下，主并方在购入被并方的资产后，该资产的账面价值得以提升，进而每年的折旧额也会跟着增加，而折旧本身会产生抵税效应，这就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公司成本的压力。由此提出假设1：主并方以现金支付方式进行并购能获得正的并购绩效，且优于股票支付方式下的并购绩效。同时根据过度自信假说，探讨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支付方式与并购绩效的调节作用。由于对股权支付方式研究不多，所以这里只对现金支付手段进行分析。由前文所述，现金支付方式由于降低了管理层操纵现金流的可能性，即通过降低代理成本进而带来并购绩效的提升。而过度自信的管理层由于过分相信自己的能力，通常会违背股东的意愿进行大规模投资，这势必会引起代理成本的增加。由此提出假设2：管理者的过度自信，抑制了现金支付方式对并购绩效的提升作用。　　本文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我国2014—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658例并购交易事件作为样本数据，研究在现金和股票两种支付手段下，支付方式与并购绩效的关系，并对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发现实证结果与假设一致，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最后通过替换并购绩效的度量标准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当前的文献多集中于支付方式影响并购绩效以及管理者过度自信直接作用于并购绩效，而本文引入行为金融理论来研究支付方式与并购绩效的影响，即从行为金融视角研究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2）以往文献对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衡量标准中，其中之一为管理层相对薪酬，学者们将其定义为虚拟变量，认为数值大于等于中位数的样本为存在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样本，并定义为1，反之为0。而本文直接将管理层相对薪酬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代理变量来进行研究。　　上述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对进一步把握支付方式的规律大有裨益，通过将管理者过度自信假说应用到行为财务的研究中，对行为财务理论的完善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有助于公司选择低成本有效率的支付方式，可以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提高管理者的严谨态度和专业能力，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