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两浙诗歌流变”是指清代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浙江诗歌的发展演变。“道咸”是清诗史乃至清代历史的转型阶段，其时间中轴正处在通常被定义为近代史开端的鸦片战争时期；浙江是有清一代人文渊薮、诗歌重镇，储备着丰富的诗界资源和诗学话题——时间和空间的结合，带来道咸浙诗不俗的研究价值。本论题属于清诗研究（包括清代诗学研究）范畴，以流变为基本视角，以地缘关系为先导，以大家、名家为纲目，对道咸浙诗展开讨论。　　道咸两浙诗歌流变的研究建立于三个层面基础之上：　　第一，宏观层面。道咸两浙诗歌流变，具有“格调诗学影响”、“多元格局维持”、“离乱书写递增”三重维度，并可总结为“过渡性”、“外向性”、“滞后性”三个特征。而此三重维度和三个特征，构成时间和空间两个方向延展，所谓时间延展，是指道咸两浙诗歌流变向上呼应乾嘉浙诗，向下开启同光浙诗，由之较易于把握浙江诗歌在整个清代中后期的走向；所谓空间延展，是指浙江诗坛与全国诗坛的呼应与互动，其中既有乾嘉诗坛两种代表诗说——“格调说”、“性灵说”在浙地的升降，也有浙诗与道咸“宋诗运动”的一些关联。　　第二，地域层面。杭州地区，本土性质的杭、厉“浙派”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其代之的是沈德潜诗学全面进入，并引起嘉道杭州诗坛的一时繁荣；嘉兴地区，标志性的“秀水派”凭借钱氏、金氏、朱氏、沈氏等望族稳定的诗歌人才输出，历久不歇——两地代表浙诗流衍的“主线”和“副线”。绍兴、湖州、宁波、温州等地诗坛各在道咸年间呈现盛衰消长之势，彼时宁波诗歌来到鼎盛时期，可综合诗学建构、名家成就、总集编纂等方向考察，温州、绍兴等浙东地区诗歌继之振起。　　第三，个案层面。本文着重分析朱彭、宋大樽、陈文述、龚自珍、钱仪吉、姚燮、孙衣言等七位清诗作家及其对于诗歌、诗学或诗派的流变意义。前两位对道咸浙诗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地理前提、共时比较、流派特征、诗歌影响等四点分析，朱彭是“浙派启变”的诗歌史承担者，是“杭诗流变”的关键人物，从他的诗学中却能反馈出嘉道之际诗坛繁荣与诗史低谷认识落差的原由所在。宋大樽的《茗香诗论》响应“格调说”，补救“神韵说”，针对“性灵说”，是道咸时期来临之前一部卓有成就的诗话作品，不仅引起了道光年间宁波诗人群体的诗学共鸣，也得到了后来京城诗人的注目。后五位是道咸浙诗代表作家，如姚燮、孙衣言引领区域诗坛振兴，如钱仪吉延续地方流派传承，又如陈文述、龚自珍，他们的诗歌及相关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本文秉持“考”与“论”不相偏废的原则，大量运用文本细读、诗学思辨并结合历史研究的方法，完善诗歌流变分析的理论依据，也为以后道咸诗歌或者清代浙江诗歌的整体性研究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