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一项兜底的制度安排,在保障困难民众基本生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低保标准作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关键环节,据低保制度的现行规定,城乡低保标准由地方政府结合当地社会救助事业发展实际和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和调整低保标准。由于各地区及地区内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这导致了低保标准在地区和城乡之间存在差异性,而社会救助水平较大的区域差异会危及救助体系的长远发展。这不禁引发思考,我国低保标准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从城乡低保制度全面建立的几十年以来,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呈现出怎样的变化趋势?哪些因素影响了低保标准的提高或降低?这些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关注较少,或仅限于某个时点某个区域。搞清这些问题,对于深入探讨城乡低保标准变动的内在机理和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据此,本文梳理了2008～2017年中国地市数据资料,采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对城乡低保标准的空间分布、区域差异和时空演变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城乡低保标准及乡城低保标准差距的内在机理进行系统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城镇低保标准和农村低保标准的地区差异均在缩小。2008～2017年中国地级市城镇低保标准的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分别从0.3177、0.0396降至0.1885、0.0165,表明城镇低保标准无论是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在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内部,城镇低保标准的地区差异都在逐年缩小。与此同时,农村低保标准的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也分别从0.6224、0.1565分别降至0.3875、0.0733,农村低保标准在全国范围的地区差异也在趋于缩小,农村低保标准的地区差异仍要大于城镇。（2）城镇低保标准、农村低保标准和乡城低保标准比值在空间分布上均呈现显著的正向空间关联特征。我国城镇低保标准在空间分布上存显著的正向空间关联特征,即城镇低保标准较高的地市在空间上集聚,低保标准较低的地市在空间上集聚,且集聚趋势趋于增强。在空间上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西藏部分地市的高值集聚区,在中西部的新疆、青海、甘肃东南、四川北部、重庆、河南南部、湖南中西部和海南中部部分地市形成低值集聚区。农村低保标准在空间分布上也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农村低保标准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而低值的空间集聚多分布在中西部的新疆大部、西藏中西部、甘肃西北、内蒙古西部、甘肃中东部、宁夏南部、陕西西南、河南中部、湖南西南、云南东中部、广西中西部。乡城低保比值的Moran’I值稳定在0.56左右,这表明城乡低保标准差距在空间上也存在着显著的空间关联特征,乡城低保比值的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珠三角,福建、江西和海南的部分地市,表明这些区域的乡城低保标准差距较小。而乡城低保标准比值的低值集聚区则多分布在中西部的新疆大部、西藏中西部、甘肃西北、内蒙古西部、甘肃中东部、宁夏南部、陕西西南、河南中部、湖南西南、云南东中部、广西中西部等地市。（3）城乡低保标准受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能力、社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地方官员特征和国家扶贫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空间计量模型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存在竞相提高城乡低保标准的倾向,人均财政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水平、人均GDP、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和外商投资规模对城乡低保标准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城乡低保人口规模、教育财政投入占比、老年人口比重对城乡低保标准有着显著负向影响,人均财政支出平方与城镇低保标准存在倒U型关系。低保中央财政投入占比对城乡低保标准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城镇低保中央财政投入占比对城镇低保标准提升有着抑制作用,农村低保中央财政投入占比则对农村低保标准有着积极作用。女性、年龄较长领导主政的地市城乡低保标准更高,国家扶贫政策也影响着城乡低保标准,扶贫政策对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农村低保标准的提高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从分城乡的空间效应来看,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城镇低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平均受教育程度、教育财政投入占比、每千人床位数、老年人口比重、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城镇低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而平均受教育程度、教育财政投入占比、每千人床位数、老年人口比重、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从农村的情况来看,人均GDP、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财政支出、外商投资规模、平均受教育程度、第三产业比重、中央财政投入占比、老年人口占比、每千人床位数等变量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其中,人均GDP、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保支出占财政比值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而人均财政支出、外商投资规模、平均受教育程度、每千人床位数等变量存在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4）乡城低保标准的差距受经济发展水平、城乡低保人口规模、财政能力、地方官员特征等因素的影响。人均GDP对乡城低保标准差异的影响为正,即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发展能缩小乡城低保标准之间的差距。地市经济发展水平对提升城乡低保标准均有着显著的正向的影响,地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往往城乡区域差距较小,这对缩小城乡低保标准差距有着积极作用。人均财政支出对乡城低保标准差异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作为地方财政能力重要表征的人均财政支出,对于城乡低保标准的提高均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地方财政能力较强的地市也有着维持城乡低保标准较小差距的财政实力。人均财政支出平方系数为负,这表明地方财政能力对于缩小城乡低保差距有着积极的作用,但财政支出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财政能力对于缩小城乡低保标准差距的作用在减小。通过对城乡低保标准现状和影响因素的深入分析,本文还总结了城乡低保制度存在的问题,在梳理部分发达国家或地区,发展中国家社会救助模式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的贡献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在关于低保标准的研究中,大量文献的研究视角都是集中于低保标准的制定、低保标准的影响因素等,而很少从时空视角出发研究低保标准及低保补差标准的发展演变及区域差异。论文的研究试图弥补国内相关研究文献的不足,将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和低保标准的演变相结合,使用2008～2017年中国地级市的数据论证低保标准演变的内在机制,并探讨了低保标准与相对贫困的关系,提升了研究高度和价值。第二,理论体系的补充。本研究突破了既有研究中以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能力、救助规模等社会救助相关理论的分析,把地方政府竞争理论和经济、社会及官员特征进行综合,并借鉴东亚福利体系形成机制的影响因素,从政治、经济、社会、全球化、文化和低保覆盖规模等因素出发,探讨了城镇、农村和乡城低保标准变动的内在机理,是对研究城乡低保标准的有益补充。第三,研究方法的创新。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对城乡低保标准的空间分布、区域特征和时空演变进行深入分析,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对城镇低保标准、农村低保标准和乡城低保标准差距的影响因素。并对比分析空间邻接矩阵、反距离空间矩阵、经济距离矩阵和同省地级市归属矩阵四种矩阵的拟合结果,以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此外,本研究还运用了比较研究法,对比分析了城乡低保标准的空间分布、区域特征、时空演变和影响因素的差异,丰富了城乡低保标准的对比研究。此外,本文还探讨了城乡低保标准与相对贫困标准的衔接问题,通过详细论证,提出以农村低保标准的1.5倍和城镇低保标准的2倍作为相对贫困标准线,并以城乡居民收入分组数据和洛伦兹曲线方程对相对贫困标准率和相对贫困人口规模进行了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