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通俗讲演所是当时以“通俗讲演”为主要方式对广大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进行思想文化启蒙及实施社会教育的重要机构。对其研究，除可以对近代以来的“口语”启蒙状况和民国时期的社会教育效应有所了解外，还可以更清晰地把握住近代思想启蒙对象下移、社会文化变迁大众化这一重要历史脉络。“通俗讲演”即用浅近的语言向普通民众（尤其是下层文盲、半文盲民众）发表意见、阐释观点。以“通俗讲演”作为社会教化的手段，古已有之，其目的无非是把上层统治者外在的压迫奴役内化为下层民众自身的价值取向，从而造就出千千万万驯良的帝国子民。时至近代，随着思想启蒙对象的下移、文化变迁的平民化倾向以及社会教育的兴起，“通俗讲演”被赋予了“启迪民智”的新的时代职责而得以发扬广大，其相应的机构设置也纷纷兴起。清末宣讲所的创办在1910年代盛行一时，为日后民国通俗讲演所的运行积累了大量切实可行的操作经验，提供了第一助推力。满清覆亡，民国肇造。腐朽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崩溃，为社会教育事业的纵深发展扫清了巨大障碍，通俗讲演所事业也随之得到长足发展。民国通俗讲演所的人事设置虽十分简单，但却有着极其缜密严谨的运行准则，在人事选拔、人事培养、讲材编订、讲演程序及讲演技巧等诸方面均有章可循，这保证了其运行的较高质量。作为官方设立的正规社会教育机构，通俗讲演所的开办及维持经费主要由政府在社会教育经费项下拨给，同时，各地民间资本也给与了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虽短，但却对整个民国通俗讲演所事业有褴褛筚路之功。北洋政府成立后，民国通俗讲演所事业逐步走向正轨。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以推进、规范通俗讲演所事业。北洋政府统治前期，尤其在1915至1918年间，由于各级教育部门大力推进，再加之全国政局相对安定，各地通俗教育讲演所数量增长较快，出现了其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黄金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鉴于国内文盲遍布，人民知识水平落后、素质低下的严峻现实，遂积极推行民众教育，大力创办社会教育机构，促使通俗讲演所事业进一步得以发展。从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完成全国统一至1936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民国通俗讲演所事业突飞猛进，步入了其发展历程中的第二个“黄金期”，进而达到巅峰。民国社会形态的复杂性，使得通俗讲演所的讲演内容极其丰富多元，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思潮均有所涉及和体现。进步方面的讲演内容可主要分为鼓励爱国、培养公德、普及法律、振兴实业、发展教育、革除陋习、灌输常识等类别。此外，通俗讲演亦含有复古、反共、奴化教育等消极乃至反动的内容。但从整体看来，通俗讲演所所宣扬的进步思想理念仍据主要方面，这也是把其定位于启蒙教育机构的最基本依据。民国通俗讲演所事业迎合救亡图存、启蒙求新的时代潮流，向下层民众大力灌输新观念、新文化、新知识，极大地促进了他们的思想觉醒，确实在民众爱国热情的激发、民众先进价值观念的培植及民众传统生活陋习的革除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功效。但是，由于外在经济支撑的乏力、社会动荡的干扰，再加之讲演内容的鱼龙混杂、讲演员自身素质的低下、民众对讲演的漠视、抵制心理等一系列内在因素，使得通俗讲演所事业的社会启蒙效应受到极大制约，与其所标榜的“启迪民智”的崇高目标还相差甚远。与同时期的其它思想启蒙及社会教育事业相比，通俗讲演所事业有其自身的鲜明特征。首先，这一事业在启蒙实践中所运用的主要工具是“口语”，而不是文字；其次，这一事业把受众定位于下层社会的文盲、半文盲民众，实现了辐射范围的最大化；再次，这一事业的功效主要表现在促使民众心理嬗变的“隐形”层面，而不是立竿见影、直接可用以改造社会的“显形”层面。民国通俗讲演所运行的历史经验，为当前加强基层文化教育设施建设、提高基层文化教育工作者素质以及转变基层文化教育工作活动形式等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