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诉讼风险逐渐成为影响公司生存的重要不确定因素之一。据WIND数据库统计,A股上市公司民商案件数量明显增多,仅2018年被起诉的上市公司涉诉金额就高达2800亿元,创历史新高。巨额的潜在赔偿风险不但会破坏公司稳定的经营环境,还会给公司声誉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如何减少并防范诉讼风险成为了公司亟待解决的问题。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下称“董责险”）作为对冲意外风险和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外部避险工具,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目前理论界关于董责险的公司治理效应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司购买董责险后增加了外部保险机构的监督,并降低了公司董事高管的被诉成本,能激励管理层勤勉行事,积极决策;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董责险的“兜底效应”会引发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导致机会主义行为增加。那么,在董责险与诉讼风险的关系中,董责险究竟是通过增加高管机会主义行为、增加公司诉讼风险,还是通过增强外部监督、减少公司诉讼风险呢?同时,媒体关注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能够显著减少盈余管理行为、降低公司违规概率。若董责险不能发挥其监督作用,是否存在某种机制例如媒体关注,能够在董责险与诉讼风险之间产生一定的积极效果呢?本文以我国2002-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董责险、媒体关注与公司诉讼风险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下,实证考察了董责险对诉讼风险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以及媒体关注和分析师关注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根据董责险承保范围及对诉讼风险的分类,进一步分析董责险是否对某一类诉讼风险的影响尤为显著。研究结果发现:总体而言,董责险的购买会显著增加公司的诉讼风险;对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公司购买董责险后主要通过增加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而增加诉讼风险。其次,当公司引入媒体关注或分析师关注后,会弱化董责险与诉讼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分析中,通过对诉讼风险的分类,本文发现董责险能够显著增加因证券虚假陈述纠纷而导致的诉讼风险,而其他类型的诉讼风险不显著。最后,通过工具变量法、PSM模型等方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本文的贡献有以下几点:第一,本文从诉讼风险视角检验了董责险对诉讼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补充了董责险对管理层个人决策行为的影响而导致的经济后果研究。第二,通过引入其他治理机制如媒体关注或分析师关注,发现其在董责险与诉讼风险之间起调节作用,为进一步激发董责险的积极治理效应提供了另一种思路;第三,通过对诉讼风险的进一步分类,发现董责险显著增加了因虚假陈述纠纷而导致的诉讼风险,为诉讼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和重点监管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