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日益频繁的维权行动,以及两者相互结合,共同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之后的重要指标性特征。与传统的以人工作业为主要特征的维权相比,基于互联网的维权具有三重独特的优势：首先,维权主体得以借助网络,快速地发现或创造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符号进行政治动员,凝聚力量；其次,维权主体找到了更加容易获得和使用的杠杆,以寻找并放大其对立面内部的裂痕,扩大自己的声音,并最终改变维权过程中的力量对比；第三,维权主体借助网络很容易就可以超越时间和地理空间的局限,在一个近似实时且没有边界的政策辩论平台上,就维权的话题进行持久而激烈的辩论,直到最终获得满意的结果为止。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来看,基于网络的维权,可以看作是文革中后期出生的人们进入并参与公共事务决策过程的外在表现,70年代、80年代乃至90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借助日益发达而强大的互联网络,就急剧变化的社会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完成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当然,基于互联网的维权并非现实政治制度变迁完美无缺的替代品,而仅仅只是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补充渠道以及一个具有一定承受能力的缓冲空间,中国社会转型的最终完成,还是有赖于现实世界的制度建设,而非虚拟世界的意见表达。同时,如何避免网络维权变成少数寡头垄断的扩音器,如何避免资本对于议题设置能力和讨论进程的渗透与垄断,如何避免特定行为体借助网络对于功能性维权事务的泛政治化操作,将成为考验包括维权主体与各级政府在内的重要命题。查尔斯·埃德温·贝克说,互联网既非理念,也非知识；它不是热情,也不是价值；他谈不上智慧,说不上意义；尽管互联网可以增加这些东西的创造、浮现与流通,但最终的实际情况,还是依赖于人们如何使用互联网。因此,本文研究的不是互联网本身,而是互联网对于抗争行为的影响,及其在特定时空背景和问题领域中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总体来说,本文认为,从抗争理论视角出发,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而微妙的“双刃剑”角色：一方面,进入门槛日趋降低的互联网为缺乏制度政治参与渠道但又有着迫切维权需求的中下层民众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替代性工具,推动了维权的发展,为制约基于个人／小团体私利而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提供了有效的武器；另一方面,基于网络的维权放大而非缩小了维权主体内在条件的差距,使得维权的结果日益取决于网络运用技术、借助媒体进行议题炒作的能力、经济资源与个人垂直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对于维权的公益性与普适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宏观层面来看,基于网络的维权运动的广泛涌现,对于中国社会整体转型同样是一把需要谨慎应对的双刃剑：一方面,高度发达的网络,使得长期困扰中国社会转型深入发展的信息扭曲问题找到了有效的解决途径,理论上可以解决官僚机构中个别部门或者少数利益团体“欺上瞒下”,扭曲信息传递,乃至歪曲政策制定-执行的问题；另一方面,高度发达的网络,尤其是高度发达的跨国网络,又使得功能性和事务性的维权面临被泛政治化的风险,进而不但无法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而且容易演变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导火线,就前苏联东欧国家频繁出现的“颜色革命”作为参考来看,这种泛政治化的结果丝毫无助于维权者的初衷,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都将构成一场毋庸置疑的灾难。从基于网络的维权行动,与现实世界中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互动关系来看,既有相互补充、相互激励的一面,也有竞争与挤出的一面,从中国国家建设的整体框架来看,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现实体制改革与虚拟维权行动之间建立一个稳定且适用的接入系统,应该成为未来努力的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