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20世纪40年代初走上文坛的作家,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他一度中断了他的文学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又重新走上了文坛,发表《受戒》以后开始受到文坛的广泛关注。评论界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基本形成了定论:传统作家、京派传人、和谐风格。这些对汪曾祺创作总体风格的概论,自有其道理,但也存在着许多误读,忽视了传统、和谐背后的东西,作品里的丰富内涵被消解。汪曾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以其恬淡从容的叙事风格,温情圆融的美学追求为世人所称道。汪曾祺立足于民间生活,他经常通过风俗画来表达自己对自然的人性美和温馨的人情美的憧憬和追求,通过描绘风土人情来表现民族心态和民间文化。他把自己的情思与心血凝注于笔端,用他数十年的生活经历、见闻和体味,构筑起自己简约、朴实的文学世界。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其清新的故事,纯净的文字背后却蕴藏着情热,隐伏着悲苦。汪曾祺的文学作品作为连接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与80年代文学的一个中介,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本文对汪曾祺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打通他的文学创作,在梳理汪曾祺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的基础上,来深入探究作家创作的内部规律。通过分析作品来解读作家内心世界,对汪曾祺的创作进行更为深刻、立体的分析,力图揭示出其独特、复杂的文化内涵,把握汪曾祺小说创作的两歧性及统一性。本文从高雅与世俗、平淡与奇崛、传统与现代三个方面展开。文章首先结合汪曾祺的生活经历与文学创作分析他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雅与俗的关系。作为一个文人知识分子,汪曾祺从小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古典的士大夫家庭赋予了他较高的艺术修养。这就使他具备了“高雅”的特质,这必然会反映到他的文本创作中。然而他又对世俗世界表现出了极高的关注,以平等对话的态度,关注世俗的本真和趣味。他赞美民间的劳作和真爱,“风俗画”般的民俗风情的生动描述,展现给我们一个诗化的世俗世界。所以我们说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是“寓高雅于世俗”的。其次,平淡和谐是汪曾祺的艺术风格与艺术生命,他的文章结构随意自然,语言清新质朴。他作品外在结构看似“随便”、“散漫”,但却别有韵致,使表面松散的结构文本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他笔下的人恬淡宁静,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平淡和谐的外在形式下,隐伏着情感的脉动。汪曾祺语言的最大的特色表现为富有诗歌语言的意境美与音乐美。他的语言富有的“流动性”、“暗示性”,平淡的叙述中又时而出现奇言警句。这又使他的创作风格呈现出“融奇崛于平淡”的一面。再次,阐述了汪曾祺小说所受传统与外来的影响。汪曾祺深受古典文化的影响,通过文本细读,论述了归有光、秦少游等古代文人对他的影响。汪曾祺还善于化用古典诗词。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更是影响着汪曾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形成。然而,外来文化对汪曾祺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在这里的外来主要指汪曾祺对现代艺术手法的借鉴。通过汪曾祺自身阐述的文学观念和其小说创作的倾向性结合分析,指出他的创作无论在思想内容、题材的探索,还是在语言观念、体裁特色方面都具有显著的现代性。汪曾祺创作表现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用他自己的话概括为“纳外来于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