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财政资助是美国联邦政府运用财政法律方式，规范权威地干预和调控美国高等教育，引领美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主导性财政法律运营机制与模式，历经孕育成形、拓展创新和合作超越等历史阶段的形态演化，至今已形成较为完备的高等教育财政资助生态体系。这种生态体系的根本机制是以联邦中央政府整体规范调控为主导与市场总体创新选择为主体有机合作、以科研资助和大学生资助相辅相成为主要通道和方式，在促进与保障美国高等教育有效公平、科学技术创新、社会繁荣进步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极具借鉴价值的参照形态，也因此自然而然地进入本人的研究视野和首选领域，成为本文的研究课题。南北战争之前，受新教自由伦理、“政教分离”思想的影响和宪法规避的限定，美国联邦政府对早期高等教育财政资助基本处于自由放任状态，私人及其团体主导了美国早期对高等教育的财政资助；公共教育运动蓬勃发展的启示、西进运动对加强国家保护的呼唤和国家机器日益强大的拓展，不断呼唤和期待着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积极资助的建制和行动，孕育和催生出美国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财政资助的雏形；伴随一战的酝酿爆发、大萧条的来临蔓延和二战参战的政府谋划行动，日益显示出国家推行强势调控举措的直快高效，助推凯恩斯国家干预思想和战略迅速扩展渗入到联邦政府的高等教育财政运营模式，制订推出一系列联邦政府的高等教育财政资助政策，促成了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财政资助形态完整定式成形；受国际霸权竞争、冷战思维和国家福利政策的影响，特别是人权运动蓬勃兴起和人力资本理论广泛传播的支撑，五六十年代的美国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资助快速进入拓展期。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双重目标的实现及其投资支撑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对高等教育的行政干预不断加强，科研资助和大学生资助项目以法律形式得以确认，“联邦拨款大学”应运而生，美国高等教育随之进入大众化效率与公平均衡发展的“黄金时代”；新经济危机、大学信任危机等国内外巨变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批判，带来了7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动荡，开启了美国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财政资助体系政府主导与市场主体的双向修正调整期。前期深受打压的市场力量开始反弹，促使联邦政府反思和收缩自身承担的公共职能权限，调整高等教育财政资助政策，国防科研资助大量转向民用，学生助学金向贷款项目转换，高等教育资助的效率性受到联邦政府的日益关注。80年代进入修正调整的后期，新保守主义思潮和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开始深度影响和支配了美国联邦政府公共事务改革，里根政府大幅削减公共预算支出，强调州和市场权力的重要性。联邦政府向州政府和市场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高等教育财政资助权力分解，分权化改革在高等教育财政资助领域大力推广，高等教育资助市场化色彩日益浓烈；90年代以来，东欧剧变带来世界格局急剧变革，美国独大和世界多极化发展的矛盾趋势日渐凸现，新公共管理理念以其历史性的包容与革新，有力地修正和丰富了联邦政府的公共政策，克林顿政府通过“第三条道路”重新规划和加强联邦政府在高等教育财政资助领域的职能，联邦政府操控权力的适度回归和提升，与社会市场的自发行为日益规范和活跃开始有机合作，美国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财政资助呈现出超越性发展的良好势头。进入21世纪，伴随全球多极化发展浪潮的加剧和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财政资助在国家干预主导和社会市场主体创新的有机合作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与提升。自1862年通过《莫里尔法案》开创高等教育联邦财政资助先河150余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紧紧把握与引领社会发展的时代脉搏与步伐，不断修正和创新资助理念与模式，规范和选择资助方式与项目，调整和明晰资助理念和方向，有力地引领和拉动了高等教育的均衡性适应与协调性发展，推动了高等教育效率与公平的融合性实现，积累了许多极具启示借鉴价值的宝贵理念与经验：高等教育财政资助形态的不断创新与超越；责权明确的专项资助项目的创设与竞争；财政资助的法制化运行与保障；财政资助政策对国家发展目标的定向与引领，等等。但在联邦政府的强力干预和推进的历史过程中，联邦资助也频频显露出其强力干预的局限和强制性弊端，干扰甚至阻碍了大学自主发展所积淀和珍重的传统精神。伴随着美国社会的活力演进、国家的健康成长和政府的积极行动，美国联邦政府的高等教育财政资助体制从无到有、应时创新、日趋成熟，对与时俱进、积极创新、努力追寻强国建设的我国中央政府不断深化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大业，无疑具有历史性的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