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经历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变革。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深层次的矛盾日益凸显，社会阶层和各种利益群体开始分化，冲突不断增加，中国已经进入突发事件高发时期。与此同时，随着公众民主参与意识的增强、国家法律层面上对公民知情权和表达权的确立、媒体的市场化以及自媒体的兴起，以及突发事件自身的公众性和危害性，公众对突发事件表现出强烈的关注。突发事件的舆论表达呈现出聚散速度来去匆匆、舆论态势易变化、舆论影响的强持续性、以及传统媒体舆论场和新媒体舆论场的不对称性。突发事件舆论和突发事件的发展相互联系并相互影响。如何正确引导突发事件舆论不仅关系着突发事件本身的解决，同时对中国转型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在我国现有的政治环境、媒体环境和公众民主参与环境下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舆论引导双主体即政府部门和媒体组织的逻辑起点出发，试图分析双主体与舆论引导客体公众之间的对话可能性和意义，在对话的基础上实现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主体联动。另一方面，作为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的研究，本文从执行层面的程序论出发，对突发事件舆情监测和预警、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主体联动、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能力评估、法律保障、政府、媒体以及公众的媒介素养提高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试图建立起系统而完善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论文第二章首先对突发事件舆论特征、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存在的意识偏差进行了阐述，开宗明义的指出了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原则即在意识上对舆论是引导而非控制的、目标上应是舆论和谐而非同质的、手段上应做到突发事件处理和舆论引导并重、在信息传播上应该及时、真实和公开、时机上应主动引导而非被动还击。通过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执行程序对机制进行分解，其中舆情监测和预警是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基础和依据，论文第三章对突发事件舆情监测和预警组织的建构和工作机制、舆情信息的搜集与分析、舆情监测和预警人员的构成、舆情研判和预警标准的设置等进行了阐述。第四章是论文的核心章节。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中，政府部门、媒体、公众分别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用。政府部门作为高位舆论引导主体应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并尽量弥补突发事件发生时的信息不对称；市场化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建构和舆论表达也制约着突发事件的发展；公众作为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客体，其利益诉求和价值诉求满足与否最终决定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效果。在以上三方之间建立起对话是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有效途径。对话作为一种类人际传播，是信息公开和相互信任下的协商。通过对媒体舆论引导观念和受众突发事件认知的调查，分析了我国目前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主体联动的不足，最终在三方对话的基础上建立起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主体联动，包括政府部门之间的舆论引导联动、政府和媒体的舆论引导联动以及媒体间的联动。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的运行离不开评估、法律及媒介素养等保障。本文试图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主体政府部门和媒体分别设立舆论引导能力评估指标。对于政府部门分别从突发事件舆情监测和预警能力、突发事件舆论应对能力、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效果三个大的方面分别设立了9个二级指标和31个三级指标。对于媒体组织分别从公众舆论熟知度、突发事件报道、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效果三个大的方面分别设立了7个二级指标和21个三级指标，并对其进行了分述。法律层面上对我国现有的突发事件问责、突发事件信息公开、突发事件的网络信息发布三个方面的现有法律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议。最后本文认为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是提高突发事件舆论引导能力，保障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运行的重要途径，政府部门、媒体以及公众的媒介素养的提升将为其提供积极有效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