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常被视为“无兵的文化”,“先是军民不分,后来军民分立,最后军民对立”。近代以降,为解决内外交困的境遇,军国民主义兴起、军人地位急剧窜升,成为近代中国政治社会的中心,军权驾于绅权、政权、党权之上,一个武化的社会逐渐形成。然而,社会军事化的结果却是派系林立、武力私化、内乱不已、民不聊生。这种社会军事化的程度在国共相争时达到了顶峰,但中共对恣肆的军权进行了有效控制,使中国从“无兵”走向“有兵”的同时,让近代军事化社会从“无序”归于“有序”,在文主武从的原则下逐步实现军事技术与组织动员的近代转型。那么,这种转型是如何实现的?其中又遇到了怎样的困境?这是本文研究的主旨。1927至1937年的苏维埃运动时期,中共在苏区建立了不脱产的赤卫队、半脱产的游击队、全脱产的红军“三位一体”式的武装力量体制。根据军事化水平的程度不同,三者之间在武器配置、训练水平、战斗力等方面逐次递进,在战略任务、作战方式、兵源结构、情报传递、后勤保障等方面相互补充、密切配合,从而构筑了一个人人参与、各司其责的共同防御体系,是苏区军民不断打破国民党军“围剿”,苏区规模逐步发展壮大的根本力量。但是,苏区军事化在运行中也遭遇到了困境：赤卫队、游击队属于地方性武装,具有保家守土的责任,长期封闭的边界环境和宗族传统,特别是地方精英与地方武装相结合形成地方割据后,地方主义观念不可避免地从中滋生；主力红军具有超地方性特点,攻城拓土、扩张苏区始终是其最主要任务,这有赖于红军的不断集中与扩大,“扩红”也就成为中共中央抑制不住的冲动。中共在解决苏区军事化困境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一方面,中共吸收了苏联红军及国民革命军的建军经验,通过创设一系列行之有效地党指挥枪的组织机制,从而真正实现了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从根本上克服了地方主义的问题,避免了军队私人化、派系化的产生,解决了军事化过程中无序化困境；另一方面,由于中共在一系列内外军事压力和“进攻路线”的推动下,没有处理好军事化结构的比例问题,持续不断且带有强制性地扩大红军,使人力物力资源的汲取大大超出苏区规模所能承受的范围,从而导致军事化结构的失衡,造成了军与民的分立,军事与社会的疏离。后者使中共不得不退出各苏区,寻找新的落脚点；前者却使得中共在艰难困境中始终保持了对武力的有效控制,从而有了革命之再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