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欧洲认同的形成。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西方学者提出了各种解释路径:本质主义、理性选择、功能主义、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建构主义。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欧洲认同如何形成这一问题。但是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制度的作用。本文的理论框架来自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它是建立在传统政治学的制度主义理论和20世纪的行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基础上的一种新的综合理论范式,试图从个人的理性选择和制度对个人利益与偏好的塑造来解释人类行为。基于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假设,本文认为理性选择和制度建构在欧洲认同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通过对“欧洲晴雨表”大规模调查数据的分析以及简略的历史经验分析和比较政治学分析,本文试图验证这一研究假设。首先,本文对本质主义解释进行了充分探讨和深入批评。最为常见的关于欧洲认同的经典讲述模式就是本质主义模式,这种模式认为欧洲人所共有的“两希”文化源头、曾经统一的历史经验和基督教共同体是欧洲认同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本文通过历史回顾,证明了这些本质主义因素的虚构性和观念性,从而否认了它们对现代欧洲认同的实际影响。其次,在控制了本质主义因素之后,笔者对其余五种解释模式分别进行了分析。基于功利主义考虑的理性选择无疑对欧洲认同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是一种“强解释”,任何解释模式都不能无视利益因素的作用。功能主义解释也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它所提出的自变量——治理效率并不是根本性的原因,它间接体现了利益因素和制度因素的作用。对于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模式,本文从以下三个角度对其进行了批评:集团冲突、象征政治和外界威胁。事实证明,社会心理因素的确影响到认同的形成。但是,一方面,它更适合于对民族-国家认同而非欧洲认同这种超国家认同做出解释,另一方面,它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利益逻辑。社会建构主义解释的主要自变量是社会交流。但是“交流”在实证研究中非常难以测量,本文所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社会交流与欧洲认同之间并没有很强的相关性。此外,社会交流是由制度推动并在制度环境下进行的,因而可以将其视为制度因素与欧洲认同之间的间接变量。至于制度因素,对欧洲一体化历史的简单梳理就可以显示欧盟制度在塑造欧洲认同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再次,本文对理性选择和制度建构两种解释模式进行进一步的比较分析。1,统计分析表明:在1993-1995年这一阶段之前,利益因素与欧洲认同的程度高度相关;而在这一阶段之后,利益因素和欧洲认同程度相关性下降。这说明随着《马约》的生效,欧洲一体化超越了以经济一体化为主的阶段,进入了更为成熟的政治一体化时期,经济利益的影响力下降。2,在对1987年和1993年数据的相关性分析中可以看到,利益因素和制度因素与欧洲认同的相关性都发生了下降,但是利益因素的相关性下降趋势更明显。3,对不同国家群所进行的历时性趋势分析表明:加入一体化时间越长的国家,其公民欧洲认同程度越高,新入盟国家的低认同水平拉低了欧盟整体的欧洲认同程度。这一结果显示参与一体化制度实践的时间的确与欧洲认同的水平有着积极关系。4,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通过公民对一体化事业的兴趣、了解和对欧洲议会选举重要性的判断以及参加投票的意愿等变量所体现出来的对一体化制度的参与程度也与公民的欧洲认同程度正相关。5,对欧盟各机构的比较分析显示:政治参与程度越高的欧盟机构,公民对其认同程度越高。这一结果证明了新制度主义的假设。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基本证明了:利益因素和制度因素是欧洲认同形成的根本原因,随着政治一体化的发展,利益因素相对于制度因素的影响力在逐渐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