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6年是新中国制度建设的关键时期,在这一制度资源、物质资源等都极度短缺的时代,中国共产党通过动员葆有了社会发展的基础秩序、建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并实现了对群众的教育引导,我们研究治理现代化,必须从这一逻辑起点加以梳理把握。考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时期动员发展的内在逻辑和与时俱进的过程,有助于更好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动员”的内生性诉求。笔者以政策变迁过程中的动员活动为切入点,通过查阅原始档案、《人民日报》、50年代的出版物等,管窥50年代动员模式之一斑,总结动员式治理中价值、组织、制度等诸要素的形态及其相互关系,指出中国动员式治理模式实际上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进行建构的,党组织拥有价值、组织层面各种资源的支配能力,并通过制度建设将动员成果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研究中国的现代治理不能绕开中国共产党而空谈国家治理。将20世纪50年代党的动员实践置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党的领导、群众路线、灌输理论等框架内,并将其与政治学领域其他分析方法进行对比,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动员式治理模式是生产力水平不高、物质财富严重匮乏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内生形态。基于此,在新形势下提升党的动员能力,需要关注动员的边界(强制和不参与现象)、动员与规范、党员和党的奋斗目标三个重点问题,并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来解决上述要点涉及的问题。具体而言,作为党带领人民群众实现各个时期目标任务的重要方式,动员式治理必然要求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党的决策能力、突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并通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将党的主张和人民期待变成推动发展的具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