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自“庆历党议”始，党争就成为当时宋廷的主要政治主题。随着党争的日趋激烈，党争的性质也逐渐发生变化。在北宋末年徽宗登位、蔡京上台后，实行了空前惨烈的打击异己者的“崇宁党禁”，并由此而在文化层面上衍生出的诸多文字狱及各种文禁、语禁，使士大夫群体的政治命运和创作心态发生剧烈的变化，心灵日渐畏怯。在畏祸心理的趋使下，为全身固位计，其心态发生了与这种高压政治气候相互融和的适应性变异，奔竞于以歌功颂德为主题的文字体系中，利用一切时机，运用一切文体，创作了铺天盖地的谄诗谀文，使之成为当时文坛的一种主要创作取向。在这些作品中，既有对家国异平的颂赞，也有对帝王执政的献媚阿谀。这些文字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数量之巨，使之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歌功颂德运动。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歌功颂德的文学生态是当时高度一元化和专制化的高压政治的一种必然衍生物。但这类作品无论从社会功用上，还是文学艺术角度上，都无甚价值可言；而且，当这种模式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文坛的创作主流时，就严重阻碍了文学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