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公司法》仅简单的规定了董事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没有具体的判定标准及内容等更深层次的规定。与英美德日等国法律约束董事行为的规定相比,我国公司法的这部分内容尚不成熟、完善。判断标准是董事勤勉义务的核心问题,不仅影响董事勤勉义务内容的确定,也是董事因此承担赔偿责任的前置条件。在长期的公司立法与司法实践过程中,针对董事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逐渐形成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以董事实际能力,经验为衡量标准的“主观标准”模式、第二种是以董事行为达到了类似职位和情况下的普通之人所具有的注意程度的“客观标准”模式、第三种是将前两种相结合的“主客观相结合”的模式。与理论界的争论相似,司法实践中亦出现了不同的法院、法官采取不同的判断标准模式审理类似案件的情况。笔者以2005年1月至2016年12月为时间跨度,对此期间的相关案件进行检索,整理有22件涉及董事勤勉义务的相关案例,进行分析归纳,案例样本虽少,其中折射出的问题不容忽视。具体而言,在董事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上,我国法院存在“主观标准模式”和“客观标准模式”两种判断标准模式;在客观标准模式的基础上,存在类似于美国的“普通谨慎之人”的宽松客观勤勉、类似于日本的“善良管理者”的严格客观勤勉两种标准。此外,我国《公司法》以及司法解释并未规定“商业判断规则”,1但在笔者收集的案例中,存在法院援引商业判断规则进行判决的裁判,但在适用上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没有严格遵守商业判断规则的构成要件,扩大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范围。上述问题的出现,说明我国法院在董事勤勉义务纠纷的判决上,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导致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截然不同。采取宽松标准的判决会使董事免于承担责任,却未保护公司的利益;采取严格标准的判决会使董事责任承担过重,加大董事的职业风险。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不利于保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因此统一法院的裁判路径和标准显得十分重要。本文试着分析我国董事勤勉义务立法现状与董事勤勉义务判断标准在我国审判实践中运用情况,找出其中存在问题,结合美国等国家相关法律经验,力求为我国公司董事勤勉义务判断标准的完善提供建议。本文除了引言和结语,分为四个部分,约2.1万字: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董事勤勉义务的理论问题。通过与董事忠实义务相对比,阐述董事勤勉义务是指董事在管理公司事务时应当积极勤奋、兢兢业业,尽自己最大努力为公司谋取商业利益;董事勤勉义务具有补偿受害股东和公司、威慑与阻却董事的疏忽、指引董事行为的功能;针对董事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以董事实际能力,经验为衡量标准的“主观标准”模式、第二种是以董事行为是否达到了类似职位和情况下的普通之人所具有的注意程度的“客观标准”模式、第三种是将前两种相结合的“主客观相结合”的模式。第二部分主要阐释我国关于董事勤勉义务的立法现状及问题。我国关于董事勤勉义务的立法规定散见于效力高的法律、行政法规,效力较低的部门规章以及其它规范性文件。对不同效力层级关于董事勤勉义务的立法规定进行梳理分析,指出我国董事勤勉义务判断标准存在以下问题:规范性文件中的相关规定杂乱无章、没有确立一个具体的判断标准模式以及缺少相应的免责条款。第三部分主要分析董事勤勉义务判断标准在我国审判实践中的运用状况及问题。对22件涉及董事勤勉义务判断标准的司法案例的裁判路径进行分析并归纳,将22件相关案例分为:采取主观标准模式的裁判、采取客观标准模式的裁判、运用商业判断规则的裁判以及不能具体判断是采取何种判断标准的裁判四种类型,本部分主要分析前三种类型,通过个案分析的方法,归纳总结出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不同法院采取不同判断标准的混乱局面,滥用商业判断规则的免责功能,类似案例、判决结果不同等问题。第四部分主要就我国董事勤勉义务判断标准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指出我国立法和司法就董事勤勉义务判断标准应当从三个方面加以完善:在《公司法》中细化勤勉义务的具体行为、在《公司法》中确立以客观为主,主观为辅的判断标准模式、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设置免责事由即引入商业判断规则。董事勤勉义务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价值和地位不容忽视,判断标准是董事勤勉义务的核心,设置一个既能平衡公司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又能促进公司经营管理效率的合理的判断标准显得十分重要。而我国立法对董事勤勉义务的简单、不具有可操作性规定,导致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案例的统计,归纳、分析,指出我国司法裁判路径及规则中存在的问题,为本文的理论分析提供实践素材,使理论与实践更好的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