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山地国家，山地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74.8%，山区人口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5%，山区GDP仅为全国的30%左右。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是影响全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总体走向的重要因素，决定着全国区域发展基本格局的根本改善。自工业化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始终面临着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方式与合理空间组织的挑战。但是，在地理开发条件的限制下，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效益的改善和提升极为迟缓，以致我国西部内陆山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发展理念和城镇化路径的转变成为山地可持续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由于地理环境差异而造成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从美国“锈带(Rust Belt)”的治理到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的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均反映出同样的现实需求：怎样依据“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的原则，突破地理开发条件的制约，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环境的根本改善。这一问题不仅是现代经济学发展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而且更是现代国家治理必须直面的一项重大挑战。
　　本文以我国西南地区为研究对象，研究资源环境基础、地理开发条件和社会发展需求三者对山地城镇化发育的影响，评价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条件对人口、经济要素集聚及城镇空间发育的作用机制，揭示影响山地城镇经济运行效益最大化的关键制约要素，为探索山地城镇化合理的发展路径、化解我国现代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矛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论文的研究成果表明：
　　第一，山地城镇化是西部地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建国以来，我国山地现代城镇化起步较晚，与东部地区相比，一方面由于以传统二三产业为主的经济城镇化发育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发育；另一方面由于城镇自身产业结构演进失衡，社会生产创新能力不足，结果导致山地城镇化发育水平长期滞后。只有通过山地工业化和城镇化两者演进的有序和良性互动，建立适宜当地资源环境开发的城镇集聚经济活动空间组织体系，才是解决区域之间及区域内部多层次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西部山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有效手段和基本途径。
　　第二，山地的特殊地理开发条件是实现当地资源环境大规模工业化开发效益最大化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广度和深度持续扩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生产要素流动和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越来越突出。但因人口过快增长和开发方式粗放，山区的人地关系已进入相对紧张阶段，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在地理开发条件的限制作用下，居高不下的资本投入和运行维护成本使得交通基础设施无法承受传统资源性产品社会生产及其空间集聚活动的增长压力，以致赶超式大一统开发模式难以为继。
　　第三，低运价比和绿色环保的社会商品生产体系建设是改善和提升山地城镇经济运行效率的有效路径。在改善山区劣势的地理环境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要实现山地资源开发价值最大化还需通过经济内外在发展要素的有效联动。换言之，西部山区转型发展亟需从山地工业化、运输化和城镇化三大系统的合理时空协调中寻求出路。坚持产业生态化，建立以特色终端产品制造为中心的社会生产体系，培育多功能支撑、多元化推进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此满足日益多样化的资源开发与市场发育需求，实现山地经济发展有效性和持续性的全面提升。
　　第四，政府主导的长期“输血型”发展模式不能解决山区发展潜能激活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证研究及案例分析表明，现代山地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从山地资源环境开发的实际条件出发寻求地域环境有别、发展方式多样化的发展战略。只有选对山地城镇化的合理路径，才有可能超越社会生产投入成本(运输和环境成本)的约束，改变生活方式进而改变生产方式，从而形成市场主导的内生式发展机制，真正实现效益与公平有机结合原则下国家区域协调发展从“被动输血”方式向“主动造血”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构建“地理环境与山地城镇化发展”的理论框架，基于资源环境基础与地理开发条件综合评价，分析复杂地理环境下交通运输对山地城镇经济运行的影响，进而揭示山地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三者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规律，以此把握决定西部山区人地关系的内在协调机理，为山地城镇化路径选择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二是依据我国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及其压力的测算，确定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强度及总体特征，以此判断未来区域资源环境保障体系建设的基本走向与生态文明发展的目标选择；三是改进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验证了地理环境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揭示出西部内陆山区社会生产投入成本居高不下的成因，从而确定城镇化发展模式个性化选择的必然；四是基于我国山地工业化时期的人地关系特征，探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修改的合理性，提出了适合山地城镇化的路径及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