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借助于低廉生产成本和多种优惠政策，中国积极加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出口保持了高速增长，当前已牢固确立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地位，素有“世界工厂”之称，成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受到人民币升值、国内生产成本上升等内部因素以及世界需求疲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外部因素的不利影响，中国传统比较优势开始下降，稳定出口增长面临巨大压力。2013年所发起的“一带一路”战略倡议为中国寻求出口新增长点、开拓潜在出口市场，从而摆脱“出口困境”提供了良好契机。在此背景下，出口潜力和效率问题成为研究中国出口“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问题的重要方面，逐渐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以2000~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尝试在三个方面进行探索：第一，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对中国出口“一带一路”潜力和效率进行测算，不仅考虑到前者的异质性，而且对于后者的测算也更为准确合理；第二，基于出口贸易引力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科学分类，具体分为自然影响因素和人为影响因素，并在后者中引入汇率、经济距离等变量，丰富影响因素集；第三，从总体和分地区两个层面上，对中国出口“一带一路”潜力和效率进行全面分析。　　研究表明：首先，中国出口“一带一路”国家潜力平均值为22.513，中西亚北非地区（28.478）最高，东南亚太平洋地区（21.612）紧随其后，欧洲地区（20.589）最低。在年度变化方面，出口潜力变动趋势较为平稳；其次，中国出口“一带一路”国家效率平均值为0.208，中西亚北非地区（0.425）最高，欧洲地区和东南亚太平洋地区则相对较低，分别为0.162和0.142。样本期内，出口效率增长趋势较为显著；再次，在出口潜力影响因素中，官方共同语言、双边自贸协定、世贸组织、政治制度指标、市场开放度对出口潜力具有显著提升作用，而地理距离、内陆国、关税、汇率、制度距离对出口潜力提升具有负面影响；最后，在出口效率影响因素中，除官方共同语言、市场开放度外，其他因素对出口效率的影响与出口潜力一致。此外，本文针对实证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深度开发“一带一路”潜在出口市场，从而实现中国出口稳定和增长提供参考：第一，加强双边自贸协定建设；第二，适度调控人民币汇率；第三，深入推进“互联互通”建设；第四，加大关税率削减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