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是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的集中考察和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收集与创作蓬勃发展,很多文人、教徒都投入到志怪小说集的编著活动中来,大量口头志怪故事和依附于子史著作的书面志怪故事因为志怪小说集的成书而走向集中和独立,具有了志怪小说的性质。因此,志怪小说集的成书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小说集成书的主观条件是人们要具有较为成熟的小说自觉意识和志怪专题意识,客观条件是要有相当数量志怪故事的产生和存在。本论文即从成书的主体角度研究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自觉意识的发展、小说集编著者的身份、编著目的、小说集的命名特征和内容编排的体例特征;从成书的客体角度分析志怪小说集的作品来源、志怪小说的创作等情况。为方便研究,本论文分上编和下编展开论述。上编: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综论。主要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的成书背景、编著者与集内小说作者、作品来源、命名与体例等几个方面对小说集的成书情况作综合性论述。第一章,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背景研究。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自觉意识特别是志怪小说自觉意识不断增强,一方面人们已经开始理性地看到了小说和历史之间的虚实关系并自觉加以区分;另一方面儒学式微、玄学兴起带来的好奇尚异思潮,让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志怪小说的审美特性。其次,时人的志怪专题意识不断增强,子书、说体文本、志怪书等对志怪故事的集录方式既增强了人们的志怪专题意识也为编著志怪小说集提供了经验。第三,文人聚谈之风、文人对传说的积极接受与主动传讲以及志怪小说集的多渠道传播,也是促进志怪小说集成书的动力。第二章,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编著者和集内小说作者研究。志怪小说集的编著者从身份上看主要有文人、道教徒和佛教徒三类,以文人居多。他们继承了传统“稗官”及“小说家”搜集“街谈巷议”“合丛残小语”的传统,成为志怪小说集编著的主要力量。其中,文人编著者具备更多接触志怪故事的有利条件,如多出身社会底层、有阅览大量官私典籍的机会、有地记编撰的经历等。文人和宗教徒编著小说集的目的是不同的,前者主要为了追求一种审美体验,而后者主要为了弘扬宗教教义。小说集内故事的作者也有道教徒、佛教徒、宫廷艺人、民间艺人及文人等身份区别,宗教徒创作小说意在“发明神道”,文人的小说创作则比较自由,有为施污蔑而作者、有为娱乐而作者、有为“神道设教”而作者。小说集编著者和集内小说作者在身份关系上有三种情况:对于从图书典籍中转录的志怪小说而言,编著者只是一个编者,和小说作者没有关系;对于那些编著者参与了加工、整理和创作的志怪小说而言,编著者兼有作者身份;对于编著者自己创作的志怪小说而言,编著者就是作者。编著者和集内小说作者在思想关系上也有三种情况:佛教徒编著者一般和作者思想是一致的;道教徒编著者和作者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文人编著者与作者的思想则既有矛盾性又有统一性。第三章,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作品来源研究。根据对小说集序跋及小说集内作品的分析,结合小说集编著者对新、旧故事材料的选择视角,小说集的作品来源约有六大类:各类图书典籍,如史书、道教神仙之书、志怪小说集、地记及其他的子书、谶纬之书等;口头传说;“改编”类故事,指不改变原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只是细节增减的故事,可分为“精简型”改编和“增饰型”改编两类,数量上以后者居多;“继承性创新”类故事,即借鉴、仿效其他故事的情节模式新创作的故事;“镕旧铸新”型故事,即将多个志怪故事情节单元融汇而成的新作;“独立性创新”类故事,即自铸新辞、无复依傍,完全新型的故事。从编著者的视角看前三类属于“旧作”,后三类属于“新创”。其中,第三种至第六种作品来源中的故事虽然难以确定具体作者,但它们的生成都和小说集编著者有一定的关系。第四章,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的命名特点和体例特征研究。志怪小说集命名的基本特点包括:以“传”“记”“志”为名,体现出志怪小说集对史书的借重和利用;以“怪”“齐谐”“异”“神”“幽明”“仙”等入名,凸显了志怪小说集的传奇主旨,也体现出志怪小说自觉意识的增强以及编著者好奇尚异的审美追求;以“列”“搜”“录”“集”“拾遗”“苑”“林”等入名,体现了志怪小说集的集录性成书特征;以“应”“验”“祥”等入名,体现了“释氏辅教之书”的宣教特征。在小说集的体例方面,编著者主要采用“笔记体”形制写定具体作品,这受传统“小说”观念和“短书”观念的影响较大;小说集内作品的编排主要包括主题分类、物群文类和时代分类三种方式;小说作品的叙述体例主要有“搜神体”“博物体”“拾遗体”和“辅教体”四种,叙述体例的选择和小说表达的重心有关。下编: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成书的个案研究。在魏晋南北朝《列异传》是首部志怪小说集,《搜神记》是志怪小说集的集大成者,《幽明录》是文人化特征最明显的小说集。因此本文将这三部典型的志怪小说集作为研究个案,分析它们在成书中的具体问题。第一章,《列异传》成书研究。关于《列异传》的编著者,隋、初唐、盛唐的史志目录都认为是曹丕,而《旧唐书》著录为张华。张华已编著过《博物志》没有必要续作《列异传》。今本《列异传》中确实记载了发生于曹丕之后的故事,但这些故事的起讫时间为魏至西晋。所以此书应是曹丕编著而西晋的无名氏续编。《列异传》的成书时间当在曹丕成为魏太子之前,因为他入主东宫后便奉儒黜道、禁绝淫祀,而书中有大量宣扬神道、表现淫祀的故事。曹丕编著此书一是出于对志怪故事的喜爱,一是出于对立言以不朽的追求。通过对该书作品的分析可以发现,图书典籍、口头传说、改编类故事、“继承性创新”类故事、“完全创新”类故事等是其成书的主要作品来源。《列异传》作为魏晋第一部志怪小说集,其命名、故事材料的选择、材料的处理方式等对后世小说集的成书影响很大:其命名体现了小说集成书的集录性质和内容的传奇性质;在作品选择范围方面偏重历史异闻、兼收旧作和新闻、题材广泛;在故事材料处理方面,对源故事往往是略其议论、说理而只留其志怪故事的部分。第二章,干宝小说思想与《搜神记》成书关系研究。首先,“发明神道之不诬”的行为主体是《搜神记》中某些故事的作者而不是干宝,所以“发明神道之不诬”并非《搜神记》的编著主旨。而干宝的阴阳学术思想是另外形式的“发明神道”,也影响了他对故事材料的选择。其次,干宝具有“游心寓目”的小说思想,使得《搜神记》中收录了大量与“神道”无关的故事以及其他游戏娱乐的故事。另外,干宝宣称自己以史家“实录”精神收集故事材料,但这只是他为自己搜集传闻异辞、进行志怪小说创作寻找的借口,也是提高《搜神记》地位的手段。第三章,从作品来源看《幽明录》的文人化特征。《幽明录》中的志怪故事呈现出明显的文人化特征:内容上不是单纯描写怪异而是借怪异反映普遍的人情与人性;语言上多运用诗词歌谣等韵语,文笔简练生动。这种特征的形成与编著者对故事材料的选择和处理有关:一、选择其他志怪小说集中的故事并加以文学化改编;二、选择传说故事时更关注内容丰富、文学色彩浓郁的版本;三、侧重选择文人创作的志怪故事,如借志怪故事表达人情人性的“继承性创新”类故事,语言典雅意境优美的“完全创新”类故事等;四、不受宗教制约,选择表现儒释道各家思想的生动有趣的志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