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从语言的角度推进闻一多诗学体系的建构。全文分三章,第一章分析闻一多的诗学语言观念及其模式。闻一多的诗学语言观念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四原素”说(即幻象、感情、音节、绘藻),“杂语”式诗歌语言(包括“三美”说和“弹性”说)和“鼓点”式诗歌语言。对于闻一多诗学来说,任何语言都存在于特定的语境中。因此,本文把闻一多诗学语言放在诗歌空间里加以探讨。诗歌空间源于现实空间和内心空间在词语里的汇合。现实空间的核心是身体,内心空间的核心是思维,诗歌空间的核心是词语,从身体感觉到内心思维,再到词语表达,它们明显具有内在的连续性。所谓创作其实就是实现这三个空间的转换:从现实空间到内心空间的转换,以及从内心空间到诗歌空间的转换。而闻一多的诗歌语言模式正是在现实空间、内心空间和诗歌空间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对应关系:对客观世界的描述,即再现语言;对主观感受的表现,即抒情语言;对客观世界与主观感受契合关系的发现和表达,即象征语言;对客观现实所做的批评或讽喻,即智性语言。这就是闻一多诗歌语言的主要模式。第二章探讨的是闻一多诗学语言的弹性和限度问题。闻一多经历了从“纯诗”到“杂诗”的转变过程,这既是他诗歌探索的内在逻辑,也是特定诗歌境遇压迫的结果。从“纯诗”到“杂诗”其实就是从纯粹的诗歌语言转向驳杂的诗歌语言。简言之,即对诗歌语言的弹性和限度加以试验。因此,闻一多二十年代提出“三美”,有意将“绘画的美”、“音乐的美”和“建筑的美”融入诗歌。四十年代,他又提出诗歌的小说化和戏剧化理论,力图将小说语言和戏剧语言引入诗歌当中。这就是闻一多不断发展的诗歌语言观。如果说“三美”已呈现出“非诗化”的倾向,那么,诗歌的小说化和戏剧化则意味着“非诗化”更进了一步。本章适当扩展闻一多的“非诗化”观点,提出诗歌的“舞蹈美”和“雕塑美”问题,并将闻一多的诗歌批评纳入讨论范围。这样以来,闻一多诗学的整体格局包括视觉空间中的线条语言(绘画美)、听觉空间中的韵律语言(音乐美)、静态空间中的造型语言(建筑美)、动态空间中的肢体语言(舞蹈美)、现实空间中的冲突语言(戏剧性)和内心空间中的智性语言(诗性批评)。第三章意在挖掘闻一多诗学语言的来源及其转化途径。闻一多诗学语言是继承与创新的产物。翻译实践构成了闻一多诗学语言的重要资源,而翻译实践又与文化观念交织在一起,二者处于相互激发的状态。闻一多站在融合中西的独特文化立场上,以富于个性的批评精神,在不同时期坚持“予受并重”的主张,尽管在具体实践中,这种主张往往受到现实语境的制约和影响,呈现出一些变异情况,但从总体上说,闻一多的文化观念是健全的。在考查其翻译实践和文化观念的整体背景下,本章试图勾勒一条从闻一多诗学语言来源到诗歌文本的转换轨迹,并揭示其变异情形及文化观念。本章具体讨论闻一多诗学语言与中外文学语言传统的内在关系,其主体是“赋比兴”语言、唯美语言和象征语言,核心是律诗和商籁体。结论部分旨在归纳闻一多诗学语言的意义和影响,并试图从中找出推进当前新诗发展的某些可能。大体上,从诗歌形式、诗歌语言以及诗体演进三方面探讨自由与格律、文本与现实以及诗歌与非诗的关系。在自由与格律方面,坚持新诗应以格律为核心,讲究形式感;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方面,强调新诗应与现实形成丰富的对应关系,而不能满足于语言游戏;在诗歌与非诗方面,赞同新诗的发展是个不断“非诗化”的过程,但“非诗化”存在着相应的限度。当代先锋诗歌有拓展诗歌边界之功,但也应小心谨慎,以免使诗歌成为“非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