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立,国基未固,国家在从传统帝制向现代国家转型期间历经波澜,又适逢国际环境风起云涌,列强纷纷觊觎新生的中华民国,外蒙、西藏、西南边陲纷纷告警,中国边境危机四起。1913年,时任云南都督的蔡锷正是有感于外蒙渐被俄国侵占,西南正遭英、法窥探的严峻形势,他深知西南一隅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与完整的重要意义,出于保卫国家统一与维护地方安危的军人使命感,蔡锷组织西南地区的仁人志士编写了一部西南滇、川、粤、桂、黔五省军事联合方案,即《五省边防计画》。蔡锷编写这一军事计划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联合西南五省的军事力量,以巩固边防,维护国家统一。蔡锷从政略与兵略两个方面分析了西南五省军事联合的必要性。首先,在政略上,五省的军事力量可以成为国家在对俄国外交中的间接后盾以及对英、法外交中的直接后盾,同时对内能够发挥消除省界隔阂、加强中央统一的作用。其次,在兵略上,蔡锷从敌情状况、自然地理、作战任务、给养供给等方面进行分析,强调西南五省唯有实行坚定的联合,才能保全西南地区,从而保障国家的安全。《五省边防计画》又被称为《五省军事联合计划草案》,全书共分为计划方针、计划要领与计划实施三大部分。在第一编计划方针中,作者从大方向上的对外政略与假想敌国,到具体作战准备中的兵力部署、作战区域以及作战目标,都进行了细致的规划与准备。在第二编计划要领中,作者针对不同的假想敌国,综合西南五省的地理形势,分别制定对英、对法以及对英法联合作战时的集中掩护方略、集中方略、作战计划、作战准备措施等。在第三编计划实施中,为了能够保证该军事计划的顺利实行,作者认为应该召开五省军事联合会议,由中央政府统筹军事计划并划定军区,为西南五省军队设置统属机关。由此观之,作者不仅对西南五省的军事联合计划有着明确的规划,对于保障该计划实行的前期准备与计划实行后的后续统领,都有着详尽的规划,是一部可行性很强的西南区域军事联合计划。然而这样一部出于爱国热忱而编写的著作,在当时却受国内时局、省内政治环境、各省财政状况、省际关系等因素的限制,未能真正实行。1913年,蔡锷等人完成《五省边防计画》之时,正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京政府加强中央集权之际。袁世凯及中央政府对蔡锷西南五省军事联合计划的态度我们无法找到直接的材料,但结合当时国内的时事背景,仍可窥探一二。袁世凯通过裁减军队与军民分治等一系列措施,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而北洋系的军事力量更是通过赣宁之役将势力范围扩张到长江流域,仅剩地处偏远的滇、黔、桂、川四省不在北洋系控制范围之内。在这一时间节点,蔡锷提出西南五省军事联合计划,虽然是出于保卫边防、维护国家统一的目的,但在当时的袁世凯与中央政府看来,恐怕难以认同。此外,西南五省由于各自省内的政治环境、财政状况以及省际之间的猜忌等,也难以维持该军事计划的实行。蔡锷于1913年提出的西南五省军事联合计划未能如愿实行,但在《五省边防计画》完成七年之后,另一场谋求地区稳定发展的联省自治运动,却在南方地区悄然兴起。联省自治在1920年由湖南首开风气,随后在四川、浙江、广东、福建、江苏、江西、云南等省份开展起来,于1923年后渐无声息。通过将这两次区域联合进行比较,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五省边防计画》。联省自治运动的思想来源于辛亥革命前后的地方主义与联邦主义论调,同时也受到西方外来思想的影响。而该运动的实际发生,也是受民国建立后时局混乱统一无望、民众渴望摆脱长期战乱的心理等因素的影响。这场运动与蔡锷提出的西南五省军事联合计划,都是基于当时国情提出的区域联合计划,都是以维护地区的稳定发展为直接目的,但二者存在本质的差别。联省自治运动的政治诉求是国家实行联邦制,而蔡锷的西南五省军事联合计划是基于中央集权体制的,二者在终极政治目标上存在本质差异。蔡锷在《五省边防计画》中,将在地理学范畴上并不属于西南地区的广东省划归西南五省之一,这仅是蔡锷的个人看法还是代表了当时西南地区的主流意见?在这一疑问的引导下,笔者从区域观的角度分析了民国时期“西南”这一区域所指称范围的演变。1912年,蔡锷在演说中将地理意义上不属于西南地区的湖北与湖南归入西南地区。1913年,由旅沪西南各省仁人志士成立的西南协会将西南地区的范围定为川、滇、黔、桂、粤、湘、鄂七省,“西南七省”这一说法也一直延续到护国战争爆发前。护国战争之后,西南地区形成了川、滇、黔、桂、粤、湘六省紧密联结的地域政治格局,这一区域脱离了北洋势力的控制,形成了地域政治中的西南六省说,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并沿用到护法战争。在护法战争的背景下,“西南”二字被频繁使用,形成以川、滇、黔、桂、粤、湘六省为基础,由军阀、政党等多种政治军事力量混合而成的一种地域政治联合的表达。此后,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民政府基于西南地区进行战略大后方建设,将上海及沿海地区的工业西迁,在国防较为安全的西南地区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以此作为国家的生命线、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在战略大后方建设的指引下,“大西南”与“小西南”的概念应运而生。综上,民国时期的西南地区,是一个超然于地理范畴的地域政治概念,它所包含的范围也随着时局、政策与认知的变化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