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国家结构形式是一个广受关注和争议的话题。中国到底该选取那种国家结构形式。换句话说就是:国家整体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何设置。从梁启超到孙中山,从陈独秀到毛泽东,都对这一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深入的思考。梁启超认为:要想国家富强,国家的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这样人们才有安定日子。反之,国家权力分散在诸侯、藩镇、地方督抚手中,国家就乱,就衰落,人们也就只能饱尝战乱离散之苦。但是当他面对清末民初各省纷纷独立的局面,梁启超又不得不重新考虑“联邦制”。希望用联邦制来结束这个混乱不堪的局面。当民国政府一建立,国家重新统一,梁又马上回到了原来的立场,希望“集权中央,扩张政府权利之范围,以竞于外”。到晚年梁提倡“地方自治”。所以说梁启超的一生都在主张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孙中山也是认真思考过“联邦制”的,但是中国的现实政治还是使先生不得不走上“单一制”的道路。地方的“武人割据”“军阀势力”是先生挥之不去的梦魇。与“全盘西化”的胡适之不同,陈独秀也看到了“联邦制”只能使军阀割据更具有合法性。这样的军阀割据是不能形成像美国一样的“联邦制”的。李大钊很好的把握了郡县制与分封制,但是他对美国联邦制度的“误读”使他不能区别单一制的地方自治与联邦制的区别。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胡适之先生的联邦制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外,其他人口中所谈及的“联邦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美国的联邦制。毛泽东奠定了今天我们实行的这套国家结构形式制度。他从西方、前苏联和传统中国获得了不同的经验。这几个人物的思想是极具有代表性的,不仅影响了同时代人的看法,而且影响着以后几代人的思维方式。正是他们,在国家结构形式这个问题上,完成了从传统思维到现代思维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