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艺术在60年代初期兴起于西方,是工业化社会的一种伴生形态,是先进工业技术的氛围中自然形成的视觉语言范式。中国的波普艺术有着自己特殊的社会背景和观念追求,不像西方波普是作为跟工业文明水平所相应而自然生成的,而是受新思潮影响而产生。当波普艺术作为一种美术现象在中国出现时,对相关的文化问题进行深刻反思,政治性问题便显得更加突出,中国化的波普艺术本身十分倚重题材,一开始是政治题材,后来又有商业的、娱乐的、历史的、消遣的、文化的等题材,王广义更自觉的关注和挖掘社会转型中具有荒诞和嘲讽意义的素材元素。大批判作品中,反复运用同一的红光亮、阳刚正大的工农兵形象和不断变化着的西方文明符号并置,取得一种中西文明对话的效果,但是作为波普作品,他只是提出一个问题,观众因着自身的文化背景和阅历广度的不同,会产生出不同的见仁见智的解读,符号化语言的相互组构,形成了他的个性化特点,显示了他对过往历史的深度思考。如果把大批判符号语言看成绘画本体语言系统的一部分,那么就一定会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前瞻,如果再与中国的传统美学相观照,则红星作为王广义图标的与时俱进和继续向前发展的一个结果之一,也就合乎逻辑和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