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作为人类聚居的一种形式，其变迁直接反映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在政治学的视野下，村庄的权力结构与实际运作体现了“村民自治”的程度。当下的中国处在城镇化的进程当中，乡村正发生着剧烈的变迁。作为传统社会象征的村庄，迎接着现代化的浪潮。但这种变迁不是一瞬间就能完成的，它有自己的历史过程。并且，每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文化等因素，都在影响着村庄的变迁。因此，村庄的权力结构与实际运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　　按照张厚安先生的理解，“村治模式”实际上指的就是村庄的权力结构及其实际运作。自从这个概念被提出以后，它就为解释村庄的现实政治状况而服务。“能人治村”、“富人治村”、“好人治村”这些具体的村庄治理模式不断的被提出来，丰富了“村治模式”的内涵。这些具体的村治模式具有一个共性的特征，那就是村庄的“治理者”，或者说是村庄权力的实际掌握者，都是在村的。他们并没有离开村庄，成为城市居民。但随着村庄变迁的加剧，一部分村民已经成为市民。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成为了“离村干部”，在离开村庄后仍然是村庄的“治理者”，仍然掌握着村庄的权力。文章以北柴村村支书晁汉生的成长和离村为线索，描述不在村干部的形成过程。同时，以“过程—事件”为主要研究方法，以不在村干部的权威形成、离开村庄、离村治理为框架，对离村治理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　　“离村干部”的产生，意味着“离村治理”的形成。对于这个现象，不同的研究者持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村庄现实，不同的知识结构，影响着研究者的立场。作者所观察的村庄中，村民对“离村干部”有较高的认同度。“离村干部”也为村民带来各种看得见的好处。“离村治理”现象的产生，离不开城镇化的背景，其本质是农村权力结构的变迁。在城镇化的进程中，“离村治理”现象的存在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为现代化带来的冲击提供一定程度的缓冲。不在村干部是城镇化进程中的“获益型村庄经纪”。